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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米尔曼·帕里与南斯拉夫史诗的民族志 帕里和洛德关于口头诗歌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更确切地说是操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人的史诗。洛德在《故事歌手》前言里这样说：“我们的搜集工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南斯拉夫史诗仍未消失，它是活形态的、独具特色的。那时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口头传统也是活形态的、独具特色的，它们或许已经被搜集，以供比较研究，但是这对于那个时代的美国教授而言，仍属于不易涉足的领域。”1933年到1935年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做了为期16个月史诗采集工作；1937年到1940年洛德获得国内相关资助又到保加利亚进行同样的搜集工作。洛德的调查除了获得本国政府基金支持外，还得到调查所在国家政府和研究机关的协力支持。1994年哈佛大学帕里特藏中心，将所藏珍贵资料复制了一份，捐赠给波黑政府的文化机构。[9] 帕里，尤其是洛德的田野工作，体现出反复取证的过程，对同一个歌手的跟踪调查，有时长达17年之久。这样一种长时间的观察在民俗学历史上也是个很好的范例。 早在1928年前后，帕里已经在旅欧期间接触到关于南斯拉夫口头诗歌的民族志报告，像穆尔科、格斯曼、拉德洛夫等人的中亚史诗田野报告，这些对当年的帕里产生过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这些对帕里来说仍然是二手资料，它不可能廉价地成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帕里进行田野调查的动机，即他所采集的口头诗歌的文本资料的目的，并不是要填充业已大量存在的史诗的抄本，而是要在真实的表演的现场中，获得对口头诗歌独特性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初期，帕里正在拟订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写到自己要通过口头诗歌内部运作机制的观察，创立一种非文学的知识。帕里最直接的目的，是要弄清歌手学习、创作、传递史诗的方式，帕里主张, 对口头诗歌的理解，只能来自关于口头诗歌产生方式的精湛的知识；一种口头诗歌的组织结构的理论，不可能建立在某种其他理论的基础之上，而必须以口头诗歌的实际运作为基础。正如维柯(Giambattiata Vico 1668-1744)所言，文化创造是一些自我表达的自然形式，而非纯粹的理性之产物；它们反映一定的世界观，这必须从内视角向外视角观察。一个观察者，他的局外人的知识，不可能成为范例。因此，帕里和洛德在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法的时代，注意从口头诗歌的创造者的内视角来研究问题。 洛德的论文《荷马、帕里和胡叟》，首次部分披露了帕里1935年草拟的7页纸的“故事歌手”研究提纲。人们可以由此而了解帕里在田野工作之前的一些理论的假设，即他的研究题目、目的、方法、意义以及研究的手段。帕里拟订的研究项目是要弄清一个过程，这就是英雄史诗的歌手，他对史诗艺术的习得和实际演练的过程。帕里的目的是要确定口头诗歌的形式。为此他准备采取现场观察的方法，研究口头歌手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形下如何获得并实践其史诗艺术的过程。由此而得出的结果可以形成比较研究的起点。这项研究对古典学、人类学、民俗学和斯拉夫学等诸多的学科具有实用价值。 显然，帕里对19世纪民俗学关注历史重建的方法并不满足。比如，流传学派，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民族和国家中的流传，特别注重民俗事象之起源的研究。欧洲学者所谓的“英雄史诗”在帕里看来是诗歌与历史不分。他以为“英雄的”这样的内容，它不是口头诗歌经验知识的范畴，而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对社会、历史的了解不可能解决史诗本身的问题。总之，19世纪民俗学的一些大的理论假设，如社会进化学说、语言学的历史重建的方法、起源论以及传播学等，都不是帕里专注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民俗事象的内部运作过程。即口头诗歌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比它的起源更加重要。帕里摆脱了那种只注意口头诗歌的内容的局限，看到了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即这些歌是在表演中创造的。以下为帕里在1935年“故事歌手”的一段话： 若将口承知识与文学相对照，自然可以将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相对照，但迄今没有一个批评家这样做，……即便有兼通这两种诗歌的人，他也不过是试图寻找他们的相似点。那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接触到不识字人们的诗歌，但他们不可能客观地判断口头诗歌的优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文学背景的人，他们出版口头作品，也只不过想表现出，这些口头诗歌和文学一样精湛。而只有那些研究早期诗歌的人，才有可能同时地接触到口承知识和文学。[10] 帕里的“口承的知识”指的是对口头诗歌运作过程的认识，它可以由荷马史诗文本中获得，但要获得彻底的认识，“只有按照一整套的计划，从活态诗歌的大量实验文本中去寻求。”应该获得的知识点有：口头诗歌创作对传统的依赖，它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口头诗歌的传播方式，成套史诗的素材，它们的产生、发展及消亡，成套历史歌与实际事件的联系。 1933年夏天，帕里对拟订的田野工作进行了摸底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鼓舞。他是这样说的： 我发现南斯拉夫诗歌对于这种实验文本的采集是最理想的；在一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口头诗歌大都消亡，……然而在黑塞哥维纳、波斯尼亚、黑山、南塞尔维亚，尤其是边境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方言已融入保加利亚语中，古老的生活方式及其相伴随的诗歌，未曾受到外来的影响。大量的老年人并不识字；年轻人所受教育极少，以耳识之学代替读写；我访问过三个小镇，未见书籍流行，报纸几乎没有。印刷品很零星，影响微乎其微，如果有也容易发现。[11] 帕里所说的实验文本，主要指对表演的共时态的现场观察，即在表演与表演之间，观察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比如同一个歌手对同一个作品的多次演唱，不同歌手之间对同一个歌的传递，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