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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印”是佛陀说法时的惯用手印，它的形态是用拇指捻中指或食指、无名指，并使其它手指自然舒张，手心向上、向下、左手心向右，右手心向左均可，借以显示说法的庄严性。“禅定印”是佛陀在菩提树下习道时禅思入定的象征手势。这时双手心向上放在下腹部，把右手置左手上，两拇指尖相接，表示禅心安定之意。“降魔印”是象征佛陀成道时降服魔王的手势，是把右手心盖住盘腿的右膝，将手指直垂向下，做触地状。“施愿印”是普渡众生，满足众生心愿的慈悲象征，是一手自然下垂，手心向前，手指并拢伸直。“施无畏印”是佛陀使众生无所畏惧的象征手势，是单手举至胸前，手心向前，手指向上伸直的造型，通常和“施愿印”同时使用。此外，还有一些复杂的密宗手印在佛像中使用。 在这里，也有必要把灵岩寺千佛殿的佛像手印和上述手印的传统规范作出比照。在灵岩寺千佛殿中，明代的“报身佛”像采用了左手禅定印，右手降魔印的传统印相；“应身佛”像则采用了双手禅定印的传统印相。正中的北宋“法身佛”像虽然采用了端正身、全跏坐的传统姿势；但是，却作出了双手向两侧伸展，高举向上的说法印造型，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手臂下垂的说法印模式，表现了生动激昂的演讲情态，显示了写实艺术在造像上不可低估的感染力。最精彩的当然莫过于罗汉群像的多样化手印的造型，在罗汉身上，虽然也用了说法印、禅定印、降魔印等传统印相；但是，群像身上更多的是采用了多种衍生出来的杂糅兼用的手印，其中大多数手印其实就是民俗生活中的常见手势。比如，手臂侧举高扬，手指随意点划，双手相搭做休闲状，甚至抓耳挠腮等等，再鲜明不过地反映了罗汉比丘贴近世俗的真实生活。 与此同时，群像的人体透视效果，服饰装束的层次、线条、褶纹、质感，以及彩绘装饰等等，都表现出了令人感佩赞叹的高超的民俗技艺。 最后，不能不问：佛教造像的民俗泥塑艺术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如此惊人的发展和创造，除了历代兴佛的皇朝直接推动了佛教造像的发展外，是否还有佛教文化在灵岩寺沿革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很值得探究。当我们关注灵岩寺千佛殿精美的造像艺术时，就很难脱离对该寺院兴衰历史的关注。在灵岩寺的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衰落，再从衰落到再兴旺的大转折时期，那就是从唐代开元年间到北宋至和、嘉祐年间（约公元713－1063年）约350年的佛教禅学北宗主持该寺从兴到衰的时期；经过大约从治平到熙宁年间（公元1064—1070年）5、6年的重修再建，灵岩寺改由禅学南宗的临济宗、黄龙宗、曹洞宗、杨岐宗和云门宗轮换主持，很快出现了佛教禅宗的革新和推动佛教向世俗化发展的趋势，直至明清。千佛殿重建后的大规模塑造佛像之举，正是在灵岩寺由南宗禅学革新派主持的新兴时期，泥塑罗汉群像所表现的情境和场景，正是对当时临济宗推行自由问答、论辩、开放式学禅方式的真实写照。临济宗提倡“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的新“宗风”。临济宗的支派黄龙宗提出“人人心性与佛相同，人人皆可觉悟成佛”的说法，渗透了浓重的平民大众的世俗意识；同时，全面推行僧众自由问答讨论的说教方式，在僧俗中广为流行。曹洞宗主张“即事而真”，“事理不二，体用无碍”，提倡通过身边一事一物认识世界本体，言行相应，讲究随机应用，积极改变“只管打坐，面壁修行”的“禅风”，走出禅堂，面向民间，用民众世俗生活的方式学习禅法。杨岐、云门二宗做为临济宗的支派，大体上也有与以上相似的禅学世俗化的革新主张和做法。灵岩寺在北宋中期的佛教革新和推动当时佛教文化世俗化的进程，正是当年该寺千佛殿佛像艺术创造辉煌的最直接原因；千佛殿泥塑罗汉群像也正是当时佛教文化世俗化革新最为生动形象而真实的反映，它的文化史价值和民俗美学价值，很值得今天在建设现代文明和发展先进文化的进程中，充分评估，认真借鉴。 (灵岩寺佛教文化与艺术高级学术研讨会 2002年9月2-6日山东省济南市长青区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