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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从1616年到1635年的20年时间里，满族确实吸收了一批外族人加入到了自己的民族中来。据一些史书记载，在一些重要战役中，八旗兵俘获汉族军人、百姓相当多，少者几万，多者十几万。有些人就用这样的数字来说明，加入满族共同体之中的外族人太多了，以致改变了满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部加入到了满族之中去。一些人逃亡了，成了自由人。一些人没有被编到满洲八旗中来，并没有成为满族一员。尽管在1635年皇太极宣布改女真为满洲前，有一些外族人加入到了满洲中来，但人数并不占大多数，并没有改变女真族的本质，从女真到满洲只不过是一个民族称谓的变化，而不是这个民族的本质变化。也就是说，虽然在满族发展过程中，融进了一些外族人，但比起满族主体来他们还是少数。在融合过程中，满族只是在人口上发生了一定的量变，而没有发生质变。在融进这些外族人口的过程中，满族人口并没有发生爆炸性的增长。满族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分牛录（niru)、甲喇（jalan)、固山（gusa)三级。每个牛录300人，5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1500人，5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7500人，8个固山的兵丁共计6万人。如果按照每个兵丁一家5口人计算，满族人也就只有30万左右，史学界对此看法也基本一致。其实，就是那些认为“满族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史学家们，也认为“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是以女真人为主体”。既然承认满族是“以女真人为主体”，也就应该承认从女真到满洲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怎么会变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呢？从质量互变的理论上说，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其实在女真族与满族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截然分开，他们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学、宗教、风俗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是血肉相连。 从族源上看，女真与满洲是同源的，即所谓“肃慎女真连满洲”，也就是说满族的远祖直到肃慎，近祖应是女真。按照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的肃慎人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其中心地区在牡丹江流域。后来的女真、满洲人都认为长白山是自己的祖上发祥地，并视长白山为圣山进行拜祭。也就是说，从肃慎到女真、满洲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孟森先生还特别强调：“清既为金之后，而金则本为女真，故清之人种为女真种。”满族的先人就是女真人无疑。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在建州女真与金代宗室完颜同源问题，努尔哈赤的旁宗先祖童清礼就曾认为“大金乃我远祖”，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他的先祖是“金汗的亲戚”。据史载，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儿）姓夹温，即金代夹谷氏。《金史》记载，夹谷氏多住在胡里改路，建州女真的先祖住在牡丹江口翰朵里城，是金代夹谷完颜金的支裔。 还有一个事实，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的政权，就叫“大金”。我们现在所说的“后金”是后人加上去的，有些文章说“后金是努尔哈赤自称”显然是错误的。在众多的文物考古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大金”的证据。比如，满族人关之前的一些门额、碑刻均有“大金”字样，辽阳东京城门匾额记有“大金天命汗壬戌”（天命七年，1622)；新发现的满文印迹也有“天命金国汗之印”(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的字样。“金国”(aisin gurun）无疑是努尔哈赤建元的“国号”。这也说明，努尔哈赤自认是金代女真人的后裔，其国号也与先人同。我们的一些史书中，有的说“努尔哈赤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有的说“努尔哈赤是满族的民族英雄”，有的说“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是女真人的政权”。给人一种感觉，史学界没有个准，前后说法矛盾。其实，这正好说明女真人是满族的先人，满族人是女真人的后裔。 在文化上，满族与其先人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女真文化更是与满族文化一体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满族文化主要源于女真文化，没有女真文化作为基础，满族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国语骑射”历来被认为是满族的主要民族特征，而这种民族特征实际上是在女真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语言上，满语对女真语有着最直接的继承关系。除了因年代与朝代的关系二者在词汇上有些区别外，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方面没有太大区别。《女真译语》是明代翻译女真语时所用的词典。在众多的版本中，以阿波文库本《女真译语》为优。该书共分17个门类，收词及短语1154个。这1154个女真词和短语与满语进行逐一对照后，我们发现近90％的女真语与满语是相同的。 从上面举的一些基本词来看，女真语词与满语词完全相同。尤其是那些数词，几乎可以与满语完全一对一地对上。当然在《女真译语》中还有一些不同的词语，这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是语言发展变化的结果。两种语言之间的源与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