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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家园观念的艺术升华 出身于农耕世家的谭振山，在其文化遗传中早已埋植下了“恋乡情结”。他的前辈故事传承人不但向其传讲了大量生动的故事，他们的乡土观念与家园意识也对谭振山有着至深的影响。通过故事的承传，这种内化了的观念便成为他重构叙事文本的原则之一。谭振山讲述的许多故事都与他家乡一带的山水风物紧密关联。这些故事原有的模糊的空间设置都被他转换成了实在的现实生活空间，被赋予了丰富的艺术想像。如在谭振山的叙事中，现居地太平庄东边拉塔湖畔的大塔，本是神人相助一夜之间修建起来的（拉塔湖的来历）；①庄东南的水泡子也不是平白叫个二龙湾，湾里原是住着精灵的，善良的人曾经得到过精灵相赠的宝物（二龙湾的传说、老鼋报恩）；庄东3里外的石佛寺山非同寻常，早年间，山上不光藏有宝贝，还有狐仙显圣，附近村屯就有人家得到过狐仙的庇佑与施惠（石佛寺的来历、七星山黄金游沈阳、瘸三太爷的来历、老娄太太遇狐仙）等等。可以说，对家园的痴迷与眷恋，是谭振山重构故事文本的心理基础。这种艺术提升的背后，隐含着农耕文化长期浸润下的民众对土地与家园的复杂情感，以及他们与之深刻的精神联系。 人与生态的相生相谐 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谐是谭振山对故事文本重构的又一原则。谭振山在讲述故事时，注重以生动的情节与场景向人们传递农耕民素有的那种朴素的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在他的故事中，这一观念的教化往往演示为如下的情节：故事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同类、异类以及生态环境中的其他构成要素表现出种种怜惜、关爱和救助，因此他或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这类叙事数量颇多，形式多为童话。故事中，主人公行动的空间多为模糊的、不确切的。童话故事在空间上的模糊性，使得情节的教化具有一定的泛同性，其指向也多为泛化的教育效果。与这类童话在空间处理上有所不同，谭振山故事中主人公的行动空间多是具体的、固定的，一般都定位在他的家乡附近，因而他讲述的这类童话也带有了几分传说的味道。以《老鼋报恩》为例，这是一则精怪故事，表现的是爱护动物者得到好报，残害生灵者遭到惩罚这一题旨。谭振山将故事情节设置在他的家乡一带，故事从“杀生”与“放生”开始，引发出一系列离奇的情节，最终，两个人物得到了不同的回报和结局。谭振山刻意将叙事情节及人物的命运与家乡辽河的生态保护直接联系起来，遂使故事的教化功能有了具体的指向。 区域民风的勾描与品评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间叙事本是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在其所直观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背景相互作用，相互阐释，才产生叙事的意义。因此，叙事文本展演的一定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图景便体现为一种文化的行为体系，叙事空间也可以视为区域性“小传统”社会的缩影。 谭振山讲述的故事带有浓郁的中国北方区域文化特色。在他的故事中，人们可以洞悉移居关外的农耕民是如何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情节几乎摄入了农耕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了解到一代代的农耕民众是如何克勤克俭地操家度日的，画面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场景；可以捕捉到弥漫于农耕社会的种种民间信仰及精神制约，领略到区域民众在这些信仰和制约面前，表现出的或庄严、或轻慢、或敬畏、或戏噱的复杂心态。由于这些故事寄托着农耕民众的精神期待，表达了他们理想的人生模式，涵盖了一方乡土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也构成了区域民众用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解释学体系。 在谭振山讲述的故事中，人物和情节很少有与他所属的文化相隔的，基本上都带有他所处的那个生存时空的印记，都是东北农耕民众非常熟悉的人物，最多的是和他一样的庄稼人，甚至就是他的村邻乡亲。在故事中，这些人物以其各自的人生角色，在一个讲者和听众都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展演着北部中国乡间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宗族关系、圈层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抒发他们对人生的种种期待和憧憬，同时，也勾描出一方水土上民生百态各色人等的脸谱，揭示人性的善恶美丑，以及叙事者对此的率直品评。 值得提及的是，谭振山还掌握一些只限于乡间深宅内院中隐秘传承的故事。这是一些猥亵及乱伦的故事，典型文本有《母子通奸》、《人狗通奸》、《公公耍掏耙》（东北乡间将公公对儿媳的不轨称作“耍掏耙”）、《媳妇劁婆婆》等。由于笔者曾有专文提及谭振山讲述的这类故事，这里不再赘述。① 虽然谭振山平时很少讲这类故事，但恰是这些故事，使我们得以窥见在乡间的日常生活中，确也存在着对文化通则的违例以及叙事者对此的态度。 “闯关东”历史的记忆与体悟 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与族群在特定生态下的生存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谭振山居住的太平庄位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移民聚居区。他从小就从家族长辈以及乡邻那里听到许多闯关东的故事。作为关内移民的后裔，谭振山对这类故事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尤其喜欢那些反映闯关东的人如何历尽艰险最后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故事。对这类故事，他用情最深，讲起来格外细腻生动，以致有些故事成为他多年来经常讲述的“看家段儿”，如《蓝花宝参》、《康大饼子接喜神》、《老关头得宝》、《新媳妇当家度荒年》等。这些故事讲述了关内移民出关后面临的文化适应与生存挑战，有的直接表现了中原文化与关东本土文化相遇后的冲突。这些闯关东故事，折射出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怎样借助移民的播衍，在关外的黑土地上延伸和发展。正是中原农业文化与关东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互动，使关东地区的民间文化在构成上呈现出多元的取向。 从对包括谭振山在内的诸多民间叙事者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调查者在田野中遭遇的从来不可能是冠以“普通价值”的故事，只能是体现叙事者知识的个性化和地方化的叙事体。如果说叙事者的知识构架是通过故事讲述展开和伸张的，那么，每一个叙事者提供的故事都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范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