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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情境对文本的作用与影响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环境的非生活的东西……我们还必须记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娱乐传奇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作用，所有这些因素是相当明显的。它们同文本一样都必须加以研究。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成长的氛围时，他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① 笔者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与研究体验也证实：民间叙事具有即时性与创造性双重特点，民间叙事传达的并非只是文本的内容与意义，叙事过程还附加着许多与文本相关的特殊意义。因此，对叙事文本的分析只有将其还原田野，扼住文本由来的那个特定“讲述情境”，将文本与其存在的“上下文”结合考察，研究才是有效的。或者说，将文本研究与文本的田野诠释结合起来，才是理解民间叙事真正含义的有效途径。 “情境”一般指称特定事件的“社会关系丛”（socialrelation complex），通常包括以下因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及意义生成与赋予。在叙事活动中，“没有固定文本约束的个人创作、个人体验、个人意志表达，以及每一个参与者包括叙事者、听者、研究者之间的理解与诠释都是个体行为，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多向互动的关系丛，可以说，整个讲述过程中的个人都有演示文化与自我的权力。”②一般说来，每个故事在较固定的情节之外都有一定的空间可提供叙事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不同的发挥。这是民间叙事的本质属性赋予叙事者的自由，叙事者可以因时、因地、因人、乃至因个人情绪而定，对叙事文本进行语词、内容、乃至主题方面的改动，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瑞典学者卡尔·威廉·冯·赛多（Carl Wilhelm Von Sydow）认为，每一位叙事者的讲述，都可能使故事原有的母题发生一些变化，其中部分是因为记忆的原因，部分则是为了使故事更符合叙事者自己的观点和口味。而“更加彻底的变异均是有意识改编的结果。”③叙事者持有的这一权力，不但导致了叙事文本异文的大量产生，同时也引发出许多文本上难以见到、惟有在讲述现场的互动情境中才能体会出的文本的附加意义。 在对谭振山多年的跟踪调查中，笔者曾走访了许多经常听他讲故事的听众。一些听众得悉谭振山能讲800多个故事感到很惊讶，因为有些故事他们闻所未闻，还有一些故事也只有少数人听过。这种现象应该说与故事的讲述情境有很大关系。据谭振山介绍，他讲故事有“三不讲”：一是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二是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三是人多的场合不讲迷信故事。这些场合，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专讲那些道德训诫故事。他说，教人学好的故事，给啥人讲都行。 在讲述情境中，与叙事者重要的互动因素就是听众。讲述离不开听众，每个叙事者的讲述都是以听众为出发点展开的；或者说，听众是叙事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听众使叙事的功能成为可能。一般说来，听众与叙事者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刺激叙事者的表现欲望 听众的反应往往直接左右着叙事者的情绪，可以说，讲述的热情是听众刺激起来的。听众对叙事者的评价，不仅写在脸上，也写在他们的行动上。 决定叙事者的表演内容 优秀的叙事者都是先从做一个勤奋用心的听者开始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最了解听众的心态，理解不同听众对叙事的不同需求。谭振山在讲故事时，不但视听众的构成决定讲述的内容，所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人亮活儿”；而且在讲述中善于察言观色，根据听众情绪和面部表情的变化随时对故事内容进行调整。 带给叙事者精神上的满足 对于一些叙事者来说，讲故事不仅可以娱己娱人，同时还可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平庸，获得某种殊荣。许多叙事者都将听众的认同与好评视为最高奖赏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正是在故事讲述生涯中，他们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换言之，叙事的真正魅力并不只限于文本，还包含叙事的过程；对于叙事者和听众来说，叙事过程的意义有时甚至胜于文本的意义。在以叙事为纽带形成的叙事者与听众、社会的多向互动中，传者与受者各自的收获都超越了文本，得到了大于文本的种种满足。这也是有时听众尽管对叙事情节已耳熟能详，却仍然照听不误的原因。 在叙事情境中，除听众对叙事者具有某种制约与影响之外，研究者的因素也不容忽视。研究者在田野中出现，不但使叙事情境中的听众成分发生变化，同时，也对叙事者构成了新的互动，这种互动往往直接作用于文本。主要表现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