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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文化阶段，口传文化的“文字化”是有选择进行的，即使是最专业的工作，也会遇到来自自身或外界的种种干扰。来自自身干扰的例子当然以《诗经》的“雅驯”为代表，来自外界的干扰，可以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口传文化研究拓荒者顾颉刚、钟敬文因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发表民间情歌而被指控“有伤风化”为例。钟敬文因此而被校方解职。在当代，出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考虑，也并非所有口传文化都可以通过“文字化”而在更大范围传播的。 但电子媒介似乎在打破这种局面。通过广播电台和热线电话，听众与直播室发生口语的互动；通过卫星电视和图像电话，观众与主持人的对话，远隔万里而可以清晰看到对方的表情和口型；网络的覆盖面更广，进入的层面更深。仅以网络上传播的口传文化和口述式信息为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迹象，即你说我听、你写我读的状态正在调整，对话者关系发生改变，访谈者和叙述者在互动中重新进行意义的建构，等等。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已经十分流行的“网上聊天”。虽然许多“口水话”式的聊天为人垢笑，但把正统传播所不齿的“闲言碎语”上网，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传播，至少在人类学、心理学和口述史学等领域是被“发现”了意义的。这是一种对“隐没了的声音”的重构。它的意义在于，社会生活中许多“窃窃私语”，应该得到足够的宣泄和倾听，如处于权力或“公共生活”边缘的妇女、儿童、残障、贫困或其他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而正统媒介掌握的话语权力和传播，是将公共生活中群体的声音，通过社会精英进行过筛选、过滤和简约化书面化的。它常常忽略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家庭、友情、爱情、性生活、休闲、信仰等）和小人物的意见。网络对话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环境，它既可以提供面对面交谈的感觉，又可以回避面对面交谈可能导致的局促或尴尬；同时，网络意见提供者（发帖子）的意见像在村社广场讲话一样有某种公示性，容易得到回应（这在特定信息社区如校园网上尤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纸质信件“不了了之”的处境。 网上聊天其实层面很多，涉及内容也十分丰富。例如，在网上看人聊学术或发表某些有关社会生活的看法，有意思的常常是那些“跟帖”的讨论：非正式的观点，平等的位置，不怕放黄腔的随意发言，在讨论、争辩中不断修改的用语，批评与反讽、认错，都自然得如同老朋友在茶室的闲聊，但实际上，彼此可能是相隔千万里、互不相识的人。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跟上一帖。这种讨论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过程；不是讲什么，而是怎样讲。还标记着发言的时间，可以看到回应的速度，如同看人面谈一样。尽管这是虚拟的“面谈”，却是一种很具当代性意义的表述方式。在大学及研究机构里，对于网络虚拟社区的“交谈”方式、网络语言及对话文本分析的兴趣，已越来越浓厚。比如，仅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生中，以这类话题作为课程论文或学位论文的即有多篇，并在网上通过“聊天”和“深度访谈”等进行社会调查，强调互动性问答。据介绍，近来，口述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以探讨意义建构作为中心。口述史学家开始反思口述史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深度访谈，关注于提问者和问答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回答者如何表述自己的经历，提问者又如何融入到这个过程中；基于知识、性别、人种、阶级、年龄和族群上产生的权力关系在访谈情景中又是如何相互碰撞的；这些关系在何时，又是如何影响叙述者和访谈者二者的互动，最后又是怎样影响了叙述的记录。过去，研究者和叙述者之间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新的口述史中，二者将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访谈者预先将研究目的带入访谈的同时，叙述者也引入了他自己的知识背景。虽然这往往与研究者的截然不同，甚至成为二者对立的根源，却与访谈者的一样有效。于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访谈者和叙述者分享着同一情景的知识和理解，他们的互补统一多于对立，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主体对主体的模式。这样访谈应该被视为一个合作的过程，口述史料不仅是对口述内容的报道，更是一个访谈者和叙述者共同致力于意义建构的结果。十分显然，网络为这种对话方式和意义的建构，也提供了一个时空跨度更大的平台。 另外，从文字化印刷到网络化传播，口传文化作品也寻找到一种用现代媒介叙录和传播的方式。如网上流传的校园鬼故事、政治笑话、民间口传野史、当代民谣等。我们且不论它们的价值如何，是否严谨，存在问题等（其实，这也是任何媒质都面临的问题），至少，古老的口传文化能找到这样的“现代化”传承方式，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