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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随着一系列实验民族志的现世，人类学学科迎来了一个自觉反思的时代。马凌诺斯基式的民族志方法与文本遭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批评性审视：基于殖民地土著部落调查的民族志，却不曾考虑殖民主义文化遭遇的影响；把民族志对象看成“没有历史的人们”，把他们的社会当作“原始孤岛”，一方面消解了地方历史的维度，另一方面忽略了更大体系中的政治经济过程；把民族志视为“文化科学”而非“文化解释”，忽略了人类学者在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性和人类学知识的相对性；民族志文本中也充斥着种种策略、技术、修辞甚至诸多遮掩不去的矛盾和问题。不过，作为方法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尽管存在诸多教人迷惑之处，但终归是人类学学科定位的基础[7]，因此，有关民族志的讨论，往往更多地集中于对民族志文本的解析和批评[8]。格尔茨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异数，他不仅揭示了民族志的文学性，还一手推动了民族志的范式转换。[9] 二、范式转换：从文化科学到文化解释 马凌诺斯基相信，学会土著语言，在土著人中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体验，在此基础上写就的民族志可以真实地反映土著文化的本真面貌，从而迈向“文化科学”的宏图伟业。格尔茨却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一科学理性幻象。在他看来，文化是人们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0]。不过，在细说其文化解释理论之前，格尔茨首先对民族志的地位进行了强有力的捍卫： 如果你想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应该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 在人类学或至少社会人类学领域，实践者们所做的是民族志。正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才可能迈出第一步，以理解人类学分析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到底是什么。[11] 然而，究竟什么是“从事民族志”呢？格尔茨认为，通行的理解，即技术以及公认的程序（建立联系、选择调查合作人、做笔录、记录系谱、绘制田野地图、记日记等）不足以界说它；唯有“深描”，才是人类学家应该孜孜以求的事业。而所谓“深描”，就是从简单的动作、话语或事件入手，追寻其中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以及多层意蕴，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格尔茨举了一个“科恩抢羊”的例子，将基本的民族志描述中所蕴含的多种解释框架之间的冲突展现在我们面前，并引导我们见证一场由于系统间的误解而造成的社会闹剧。他以此告诉我们，从事“深描”这项民族志事业，就像阅读一部陌生的、字迹消褪的并且存在诸多省略、前后不一致、令人生疑的校正和带倾向性的评点的手稿，艰辛且十分之不确定。 总体而言，格尔茨以“深描”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从方法和文本形式两方面反对马凌诺斯基式的科学、整体民族志。他认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工作就是“对解释进行理解”，人类学著述则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甚至第四等级……）的解释，所谓科学、客观的文化全貌只能是水月镜花。在此前提下，对马凌诺斯基式民族志的具体批评还包括：民族志材料其实是民族志工作者对他人及其同胞的言行的解释之解释，而非简单的观察所能得到；“参与”观察虽然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说谎”的问题，但也容易使研究者无视自身角色的特殊性和文化限定性，并倾向于弱化其间的兴趣导向和利害关系，从而导致研究者的“不诚实”；文化是意识形态，有其独特的“文化语法”，即使精通当地语言，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了解其文化底蕴…… 以上谈的是作为方法的民族志，作为文本形式的民族志的情形又如何呢？与马凌诺斯基极力强调的“科学性”与“价值无涉”相反，格尔茨强调的是“文学性”和“风格流派”（genres）。民族志工作者究竟在干什么？格尔茨抛开“他观察，他记录，他分析”的标准答案，响亮地回答：“他在写作”[12]。既然是“写作”，那就免不了存在个人性、主观性、文学性的因素了，《著述与生活：人类学家作为作家》便是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著。在格尔茨看来，民族志撰写者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读者相信他的确“到过那里”（have truly“being there”），相信他们阅读的东西是作者所亲历的某时某地某个人群之生活方式的真实报告，相信他们一旦亲临其地也将得到和作者一样的见闻、感受和结论。[13]而在这一目标的达成过程中，民族志作者总会运用一些特定的策略，形成某些个人化的风格；影响人类学家写作的因素，除了实际田野经验之外，人类学家个人的特定生活背景、主观倾向等方面的作用也不可轻忽。这样，人类学家向小说家靠近，而离客观中立的“科学”工作者越来越远。 事实上，在《著述与生活》一书中，格尔茨以四章的篇幅（全书共六章）对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理查德、马凌诺斯基、鲁思•本尼迪克特等倾向于科学模式的知名人类学家的写作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比较了他们如何将各自的身份角色、个人化形象、“创造力”和“想象”融入其作品并形成特色化的“风格流派”。在具体的讨论展开之前，格尔茨便强调了这几个典型人物本身的显著不同——巴黎名流、牛津教授、波兰游子、纽约知识分子，结合全书不难看出其言下之意：个人的背景、身份、角色对于人类学写作是存在影响的。四人中首先被讨论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此人虽然在时间上最为晚近，著作也最是艰涩难懂，且在文学性方面最为激进，但其代表作《忧郁的热带》可以引领读者极快地进入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