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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忧郁的热带》——引者注）极其文本化（textueliste），处处彰显文学性，借鉴多种写作类型而独具一格，可谓我们所拥有的最具表现力的自省式人类学作品，它以一种有失体面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为什么”引至“如何写作”。此外，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所有著作一样，该书对“文化事实”（且不论它是什么）的叙述模糊、间接且极为微妙，表面上的靠近往往是实际上的撤离，这样，它将关于民族志性质的一些确定性概念变为有用的问题。列维-斯特劳斯的确有其与众不同的“到那里”的方式……[14] 接下来，格尔茨从埃文斯-普理查德的一篇较少受关注的期刊文章“Operations on the Akobo and Gila rivers,1940-41”（1973）入手，向读者展示一种与列维-斯特劳斯截然相异的写作风格： ……他（埃文斯-普理查德——引者注）是一个文风确定、直接、系统化的作者，似乎有人发明了像“使人眩目的清透”这样的矛盾修饰法来形容其风格。一个悠闲地活动于帝国主义世界的冒险家-民族志学者，来到部落社会，身兼观察者和行动者的双重角色，试图使部落社会的一切像分岔的树木或者牛栏一样清晰可见……[15] 在分析埃文斯-普理查德之文本建构策略（被格尔茨冠名为“Akobo Realism”）的基础上，格尔茨还进一步认为，社会人类学的所谓英国“学派”（埃文斯-普理查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福特斯、格鲁克曼、利奇、弗思、理查兹等）所共享的主要是这种写作风格（虽然存在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某种一致性的理论或方法。[16] 至于早已被业内诸人大书特书的马凌诺斯基，格尔茨较少关注其本人，而是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著作上：以马氏《日记》为切入点和主要分析文本，并将视野扩展到被其称为“马凌诺斯基的孩子”的里德（Kenneth Read）、拉宾诺、克拉潘扎诺、杜外尔（Kevin Dwyer）等人的代表作。 ……参与观察的巴特式“作者”，民族志写作的“我不仅在那里，我还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发出他们的声音”传统……他（马凌诺斯基——引者注）使民族志成为一种奇特的内在性问题，即一个自我检验和自我转化的问题，使民族志写作成为一种自我揭露的形式。肇始于马凌诺斯基的对其所有公开言论的认识论（和道德上的）自信已经轰塌——就如我们在他最晚近出版的《日记》中所看到的那样——现已致使在说明与解释方面的自信发生了类似的轰塌，同时也导致了多少带有绝望意味的补救之方的大量涌现。……“从当地人的眼光出发”写民族志，对马凌诺斯基来说，渲染了其追求自身卓越的希望；而对其信徒而言，则渲染了他们对自我欺骗的忧惧。[17] 然后，格尔茨又单列一章对本尼迪克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和评价，重点讨论人类学写作中的“我/非我”问题： ……关于自省、我何在、他们何在、人类学写作的性质的又一个方面非常清晰地浮现出来：这种关于他者社会的写作的方式往往同时也是对自身社会的一种伊索寓言式的评论。一个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引者注）从整体上对祖尼人、夸扣特尔人、多布人或者日本人进行概括，同时也是从整体上对美国人进行概括，从而将他们描述成狭隘的、奇异的、滑稽的、武断的、巫术崇拜的、尚武的。本尼迪克特著名的相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被系统维护或者在此事上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不如说是以远方的奇风异俗来质疑本土假设这种描述他者的特定方式的产物。[18] 当然，格尔茨也从马凌诺斯基那里因袭了不少东西。且不论民族志和田野工作这两个基本点，马凌诺斯基对格尔茨某些具体论点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氏关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见解，被格尔茨发展成贯穿其解释人类学始终的指导性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由主位emic/客位etic之争引发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合法性危机 不过，虽然马凌诺斯基和格尔茨都维护民族志本身，格尔茨对马凌诺斯基亦有所沿袭，但强调科学描述与客观反映的“文化科学”和强调“深描”的“文化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学术范式，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这在比较与概推问题上亦有明显反映。 三、比较与概推问题：从超越个案的概括到个案中的概括 异文化比较是人类学学科的方法论基础之一，萨林斯也曾明确指出： 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比较。通过比较，民族志的描述变成了客观的描述。而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实证主义的感悟，同样也不是独立的，恰恰相反，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加强了对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人类学除民族志外什么也不是。倒过来说会更好些：民族志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19] 虽然人类学并不等于民族志，民族志也并不必然就是人类学，但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即民族志在描述之余还或隐或显怀有文化比较的追求。纵观人类学学科史，这种追求经历了从时间到空间、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从地方文化之整体到地方文化之特征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