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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举行各种治病的法术或宗教之仪式时，不免有许多必需的动作或物事。例如傈傈巫师的“口念咒语，手击皮鼓”，身肢舞踊[20]；威尔斯古代，医癫痫病之法，是向患者耳边念Anamzapta三次[21]；满洲土人马病时，燃草于路，牵马侧立，口口世 口世 作咒词[22]；唱热国人欲解除人家所作蛊毒之法，只须三弹指于器上[23]。此外，尤其普遍的，是佩带或吃食某种特别的动植物、矿物，或接触被认为“神圣”抑与神圣有关的物品。例如希腊人以一种石头治蛇伤[24]；满洲土人以兔脑为速产之药[25]；支波西人以吃回教经文为治疗的药物[26]。这种医法，是大多数的文化人所共通的。 未开化人的这种治疗学，既然与法术的关系惯习至为深切，是以其所应用的，大多是属于类感巫术（homoeopathic magic）、传染法术（Contagious magic）等主要原理。例如，犹些种原始民族，其医治小儿脱肠之法，是把榕树树干剖开，以小儿通过其中，然后再把树干接好。树干密合时，小儿病也就好了[27]。这是类感原理的应用。又如一般被认为神圣的酋长、英雄、圣徒之类的人物，其唾液、用具及一切接触过的东西，都可以医治疾病[28]。这又是应用传染法术的原理了。 他们对于病魔的反抗，除了大部分是法术宗教的治疗法外，也相当地使用着药品。但他们肜用的药品，仍不免部分地带着“法术化”的意味。例如，犹许多所谓“民间药”的，其被视为对于疾病的能奏奇效，并不在它含有某种对症的质素，而是因它的形象与患病的部分，有着相似之点。这明明是“类感”观念的产品。又这类药物的采集或应用，当附以必要的规约，例如须守一定的时节，一定的手续，或某种特殊的仪式，这样才能使它有奏功的可能，这又分明是法术宗教的意味之表现。 但对于原始药物学，我们倘能抛开了时代的观点去考察（即不要以我们这一切已进步得非常惊人的情形，去严密地攻击古人或现存的非文化人的浅陋荒谬，而另作一种较冷静的史的考察），在不合理的错误的堆积之中，未尝不能有部分的合理的东西被发现。现代的一些医学者或别的科学者，常把这种“发现”的结果，诏示于我们，这是大家已晓得的事。日本富士川游博士，曾有这么一段论述原始药物对于现代药学之帮助的话：“征之历史，我们人类在太古蒙昧的时代，已有一定药品的事是无疑的，就是在现在，像这种原始的药品，流行于各个的国民之间，我们的药局方，许多有益的药品，得自野蛮人日常惯用的东西之例很不少……”[29]这不仅是富士博士一人的孤见吧。 我们知道在现代医学上，用手术的治疗法，是占有着相当的位置的。其实，这种医法也是“古已有之”的。许多见于历史上的古初民族，或现在尚停留在未开化或半开化期的土人，他们一方面盛行着法术宗教的治疗法，另一面却相当地应用着原始的药品及手术。他们热点手术疗法，有许多是非常地奇怪的，或惊人地残忍的。较平凡的似当是按摩、炙刺之类。高丽国的民间医师，以热铁和钳子为人治病[30]；满洲土人，惯以铅振荡病人身体[31]；西伯利亚人的民间医术，也常兼用按摩的手术[32]。 由上述种种看来，我们对于原始医药学或民间医药学其性质、作法等，当可以略明大概了。在这里，我们要总结一句，古代的原人，或现代的土人，他们这种医药学都是迫于生存的欲念，应用着他们仅有的知识和能力产生下来的，其做法效果在我们看来，虽大半不免是很可怜或竟是荒谬绝伦的；但它毕竟是人类对于“生之仇敌”斗争的一桩业绩；从学术的历史上说，它也是现代高明、漂亮的医药学的老祖宗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