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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他者的经验表述与修辞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以上甚或有些苛责的分析，其主旨并不在于论《私》之长短，而在于要彰显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并给民族志书写者以警醒。 民族志的书写尤为强调资料的细致、翔实，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其优势之一。但在民族志书写的过程中，“他者”经验的主体性必须得到保证。撇开经验进行理论抽象，常被人称之为“两张皮”。当理论切割掉了它与经验叙事之间的联系时，切割掉的实际上是“他者”的主体性。也即，“他者”经验自身的逻辑性和其蕴含的理论意义被民族志书写者弃之不顾，而硬在它身上套上或是早已预设好的、或是临时牵强附会的但与之并不相符合的理论外衣。 民族志一旦被这样书写出来，翔实的经验细节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用以论证理论结论的论据，而变成了一种装饰、修辞，除了将理论结论装扮得看似言之有据之外，也就只能满足某些既定偏见或者猎奇心态了。质言之，经验成了纯粹的修辞，进一步“确证”了民族志书写者的理论想象，或者民族志读者对他者经验的想象。在这种状态下，再怎么长期的调查，再怎么详细的经验描写，对于理论分析和结论来说，对于“他者”本身的主体性来说，都似显意义不大。 当然，民族志书写者也可以端出一幅傲慢的姿态：管“他者”的主体感受干什么?对“他者”的经验作如何解释，“他者”说了是不算数的，只有我的解释算数，话语权在我手里，我反正就是这么解释的!可是，以理解“他者”经验著称的民族志书写原本是极为强调从研究对象当地的内部视角去看世界的。如果民族志书写者真的傲慢到了这种程度的话，他(她)也就不用做田野工作了，因为其田野工作要确证的是自己或者读者的想象，而不是要从当地人的经验当中去寻找智慧。 以此般犀利的言辞行文至此，似有必要再次强调本文对事不对人的主旨。也即，这里我们亦须有自我反思：《私》以理论切割经验，未必是其作为民族志书写的本意。那么，我们当追问的将是，如何尽量避免在无意间用理论切割经验，造成经验与理论的“两张皮”?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回答得周全的问题。但依笔者愚见，有两条原则可帮助我们在进行民族志书写时避开相当一部分“两张皮”的陷阱，下面不妨简述之。 第一，谨慎地对待不同经验类型。长期在一固定地点进行调查，容易陷入一种“熟视无睹”的陷阱，即因为太熟悉反而难以察觉当地经验的特点。若有意识地对其他类型的经验略作了解和比较，这些哪怕是走马观花得来的其他经验类型，也会刺激我们重新审视长期进行田野工作所得的经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经验敏感性和理论自觉，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将自己长期调查所得经验直接跳跃到一个宏大的理论结论。以笔者的亲身经历而言，曾在湖南某汉族村落调查数月后自感已无法在村中发现新的经验了，并且也可得出许多理论结论了，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贵州苗寨调查深深刺激了笔者。半个月的调查固然无法让笔者成为一个苗寨研究专家，但它让笔者重新认识到湖南汉族村落的许多特点，并且在理论概括时更为谨慎。 第二，谨慎地对待不同经验层次。民族志书写作为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其田野工作点一般而言不是建立在抽样技术上的，而可能与其经验的独特性或者调查者进入田野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由此，它的代表性常受到某种程度的责难。这些责难当然未必十分在理，但也绝非全是空穴来风，从具体的经验层面出发过渡到抽象的理论层面对话，的确隐含了某种程度的以偏概全的风险。依笔者愚见，若对经验进行分层并适当地根据经验的层次来进行理论总结、对话，似可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开此陷阱。以费孝通先生的名著《江村经济》为例，若细分其经验层次不难发现，仅就缫丝业这个层面的经验叙述而言，“江村”当然难以代表中国(因为当时中国许多的乡村并未发展缫丝业)，但若从半殖民地农产品畸形商品化这个层面的经验来说，“江村”则无疑是当时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本文曾得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自设项目“转型乡村中的历史感与社会心态研究”的资助，部分观点曾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亚洲学者国际协会联合举办的“亚洲研究70周年”会议(2011年3月31日，檀香山)等场合得以讨论。感谢麻国庆、萧楼、石汉(Hans Steinmüller)、赖立里、王丹、博格(Mikkel Bunkenborg)等人的讨论与帮助。 【注释】 ①[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2006年版。 ③“列文森奖”全称“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而设立的，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在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的杰出学术著作。该奖从1987年开始颁发，按照研究内容分属20世纪之前和之后，每年颁发给二部著作(早年也曾颁发过三部)。 ④阎云翔：《礼物的流动》，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Yan Yunxiang，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⑥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第47页。 ⑦唐戈：《从姻亲在亲属网络中的地位看东北汉族乡村社会的特点——对人类学家阎云翔的回应》，载《东北史地》2007年第6期。 ⑧同上。 ⑨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第15～16页。 ⑩同上，第140～1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