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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借助对比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不同身份的人类学家对中国苗族的研究，来探讨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同时介绍业内人士关于“民族史”(ethno history)界定的一些不同见解。 关键词：民族志；民族历史；苗族研究史；汉语文献 林耀华先生194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贵州的苗蛮》。路易莎女士(Louisa Schein)80年代到中国研究苗族，199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则是《流行文化与差异的制作》[1]。2000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路易莎博士的专著《少数民族的准则：中国文化政治里的苗族和女性》[2]。嗣后不久我们又读到了另外一位苗族研究的洋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类学家王富文(Nicholas Tapp)的书评。笔者以为，比较不同身份的研究者在不同时代对于中国苗民族的研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此我们阅读了路易莎的著作、并联系林耀华先生的早期作品又找来相关文章参考，草就述评一篇，供有兴趣研究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同行讨论。 一 林耀华1940年代博士论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在《贵州苗民》[3]中得到一个梗概了解。总的看来，作者是以梳理汉文文献为主，做精细的考证和白描式的叙述，并不涉及深奥的人类学理论分析。兹引一段如下，以显示该文的写作风格[4]： 苗民根据服饰相互区别，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以及红苗。 [原文注释：将苗民划分为一个群体是相对较近的事情。《书经》、《史记》之后，苗字消失了很长时间。在《史记》和《元史》中，苗字又重新出现为一些南蛮的称呼，但苗人分类最初见于天顺(1454-1467年)《大明一统志》卷88，页1下，引《旧贵州通志》云：“黔境之蛮，种类甚多，有罗罗、宋家、蔡家、龙家(龙家，参看注53)、曾竹龙家、打牙仡佬、红仡佬、花仡佬、东苗、西苗、紫姜苗、卖爷苗。其俗异。”用苗字，此处仅限于后四种。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页375-6，认为将苗划分为花、青、红、黑、白的分法，肯定在天顺朝之后就有了，但《元史类编》卷42，页67，提及花苗、白苗、青苗表明，元朝时早已存在，不过在明代之前和明代，苗这个称谓仅指少数蛮人，而自明代起，该称谓变得与蛮字一样宽泛，包括所有蛮人。这便是为何《贵州通志》、《黔书》、《黔南职方纪略》用苗蛮来指称贵州汉人以外的所有人的原因。] 这种论文写作的手法不由得叫我们想起他的学长、哈佛20年代的人类学博士李济。李济是第一个获得人类学博士头衔的中国人，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5]。中国留学生身在异国他乡、要想“扬长避短”做人类学的论文，在田野资料难以获取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发掘汉语历史文献这一“富矿”。李济博士论文充分利用了他写作期间能够方便地查阅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等文献，在解决他提出的难题时以翔实的资料做出了有力的论证。林耀华与李济不同的是他在留美之前已经在国内做过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且有力作发表[6]，但在同一所大学做同一学科的博士论文、同样是以汉文文献为基础，这可能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不应该看作为某个个人的特别癖好。 半个世纪过去，人类学在对象和方法上发生了很大的转换。中国的苗族社会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强盛了，苗族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民族学家，欧美人类学也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帮凶”。在美国人类学界不但有中国留学生在做中国(中华)民族的研究，也有“西洋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对话的立场来把中国的民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美国Rutgers大学的高级讲师、女人类学家路易莎可以算得是研究中国苗族的洋专家。20世纪80-90年代她曾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并且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的凯里和西江苗区做过田野调查。1993年，她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杜克大学出版了她专著《少数民族准则》，该书是以作者在贵州西江苗寨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撰写的一部人类学作品。书里有她这样的表述： 尝试着梳理苗族的世系史，我揭开了制造民族的深邃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确定的群体，竟然是被粗暴地指派、被图画和文本所勾勒的。它的编年史事散布在有关暴乱的军事记载中，但没有留下本民族文字的记录。在20世纪，“苗”一词的政治亲和力(valence)是变动不居的。因为，被指定为苗族的人被要求纳入一个民族单元之内，(作为一种政治交换)要想合法存在就得承认国家指定的少数民族角色。与此同时，苗族的文字和文本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开始在史学和民族学的话语中言说、陈述并规范它们自身。这是一种直接反映苗族时代大变革的自我策略。传统的边疆/殖民关系让位于民族形式，常规的结构更像是内部殖民。这种结构急切地要求把少数民族包括在内而又不得不接受同一民族内有不同血统和统治模式的事实。 在苗族置身其间的结构关系中，每个环节都与人为地制造差异有关，这种差异的制造在苗人与非苗人当中都在进行。在中华帝国的早期王朝，苗人被打上了化外之民的烙印。他们天生就该接受统治而不是统治别人，甚至统治别人的念头都不应该有。事实上，他们被他们的观察者描述成“文化他者”。20世纪，渴望现代性成为中国的最强音。与那些藐视中华物力与技术的、靠船坚炮利而耀武扬威的列强遭遇，这个中央帝国亟待重新定位自己。西方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一直都与中国国内围绕差异而展开的斗争形影相伴。因为，现代已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价值观并在各个层面上推动着“他性”(otherness)的制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