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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有两点：一是史学领域里对于历史主体、历史认识论等的时代变化;二是人类学领域里如何看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以及被研究者的历史。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家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历史”，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客观的历史，即使认识到“历史是会被不断重新书写的”，那也只是考虑到人类的认识有个完善的过程，抑或存在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14]可是这种“实证主义”的观念在20世纪中期被“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所替代，到了20世纪晚期又让“实在主义”占了上风。而且，20世纪西方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有重大变化：传统的道德教化和为统治阶级提供经验的功能大为弱化，一种全新的西方人称之为“理解”的功能全面兴起。有论者认为这是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转折，是史学家努力追求史学的有用性，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史学的产物。“理解型”史学的兴起，其功能就是满足社会上普遍出现的对理解社会、理解他人、理解过去、理解其他民族或其他文化的需要。[15] 另外就是要切实认识到被研究者对于理论知识的建构作用。在这方面，是人类学家比史学家更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悟性。他们注意到，“我们的理论不应该一笔抹杀我们的研究对象具有的、进行分析并做出有洞察力的解释的能力。”“和人类学家一起工作的当地人并不是提供情况者，而是情况的共同解释者。”[16] 英国功能学派的奠基者布朗区分了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两种极为不同的解释文化事实的方法，指出社会人类学研究不应该去拟测历史，而且不无蔑视地把历史构拟方法对文化的研究留给了“民族学”。[17]林耀华在布朗来华讲学期间曾作为他的助手，撰写硕士论文也是应用了功能学派的理论，可是或许是受中国传统汉文化深刻熏陶的缘故，留美写作博士论文又回复到了似乎与功能学说对峙的历史研究上。 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多年来学者们对于史学、民族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也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尽管这样的讨论不可能简单地达成共识。比如有论者认为，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在“讲述往昔的生活经验”，而后者侧重在分析结构转型。[18]另外有人则强调，“历史人类学与史学的区别之一就是人类学把过去和现在相连结”[19]。 学者们并不是没有觉察“民族史”一词的种种弊端。他们对此同样展开了讨论。有的学者甚至矫枉过正地提出了“民族的民族史”(Ethno-ethnohistory)，意思是要求以当事人的文化观念来表述他们的历史。且看克若契( Shepard Krech)的叙述：[20] 民族史学家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民族史学的缺陷，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将民族史学限定在某些社会类型中的全部含义以及那些从20世纪初期起就没视为学问的东西，才正式受到严厉的批评。60年代，布龙塞奇威格(Henri Brunschwig)将民族史学比喻成一株无用的稗草，并断然宣称，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万西纳(Jan Vansina)认为，有文字社会的历史和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之间的差别，并不足以将二者分别称为历史和民族历史。布龙塞奇威格十分赞同这种说法。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此，则‘无历史的民族’就意指那些‘无文字历史的民族’。这样一来，那些因被称为‘无历史的民族’而受到伤害的黑人，难道会因被改称为‘有民族历史的民族’而减轻所受到的伤害吗?” 德恰普斯(Hubert Deschamps)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再用“民族历史”来为那些被认为是“原始的”民族服务，“只可能被视为一种不公正的歧视而惹怒非洲人”。 克若契接着又说： ……于是，人类学的史学家运用人类学和史学的综合理论和方法以及将研究重点放在某些族群的历史或史料编纂上，以此把自己与这两个学科区别开来。如果这种观点可以被接受，那么，无疑等于承认，“人类学的史学”和其他一些诸如“民族生物学”、“民族科学”之类的“带‘民族’前缀的词汇”(Ethnoterms)属于同源词。这就和民族史学所受到的诸多批评没什么两样。但是，在没有理由做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本土概念的历史一直是人类学史学关注的重点，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将民族史学称作是本民族成员(而不是任何外人)所持有的对过去社会的体认。其他学者管这叫“民众史”(folk history)。在此，“民族史学”被视为诸如“民族科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等术语的同源词。之所以有人称其为“平民史”，可能是对弗格森(Raymond D. Fogelson)的论著重视不够的缘故。弗格森在《事件的民族史与非事件的民族史》(1989)里就曾主张使用“民族的民族史学”(ethno-ethnohistory)一词。该词是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审视了Cherokee印地安人和其他一些北美土著的被建构的世界之后、出于义愤而创造的一个新词。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当代史[21]。其实，殊途同归，民族史研究的实例同样也让人类学家从田野经验领悟到了这一道理。有位人类学者在评述非洲约鲁巴人口述颂诗Oriki时指出： Oriki的意图不是为历史做编年记事，但却偏偏“本质地和深刻地具有历史的意义”。这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存在于现在的过去’，过去的知识是以怎样地顽强、而有时又自相矛盾的方式在现在中表现出来。”[22]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对比两位不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者的苗族研究作品[23]，并不是要想评判孰优孰劣，仅仅想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借题发挥”，来考量这门学科学术史上在研究视角和方法方面的“与时俱进”的史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