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是语言问题。虽然笔者在当地找了一名翻译协助调查，但从翻译口中获取的信息毕竟是经过思维加工的当地人的信息，因为翻译者往往会充当其自身文化的诠释者，他或她往往只凭个人理解而选择性地诠释述说者的话。因此，经翻译诠释或转译的资料，其可信度本身就值得商榷。周华山在谈到田野中的语言问题时说，“语言是每个文化世界观最根本的基础，不同的语言体系，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要了解另一种文化，就必须学习其语言。否则，研究者永远只是从自身文化价值观和语言体系出发，把她族文化与思维化约成自身文化的符号，以‘我’观物而物物皆着‘我’的色彩，把她族文化削足适履而不断复制和强化既有的价值观”。虽然笔者没有把Lanten人的文化与思维“化约成自身文化的符号”，但因语言问题而失去的珍贵资料是可想而知的。在很多时候，述说者讲述了十几分钟的内容，翻译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有些时候，翻译会诠释述说者的观点;还有些时候，翻译会直接替述说者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对此，你只能忍气吞声。否则，以后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另外，凡是做过调查的人都知道，许多重要的资料都是从当地人的闲聊中不经意收集到的。如果依赖翻译，当地人闲聊的内容我们是无法获取的。许多Lanten山寨至今还没有通电，晚饭后不久，大多数人都会早早地躺在床上闲聊直至入睡。由于一家几代人同住在一个茅草屋里，即便是小声说话，大家也都听得很清楚。有许多个夜晚，我都是在房东家人的闲聊中入睡的。如果没有语言障碍，这无疑是了解当地人家庭生活及邻里关系的绝好机会。 第三是参与程度与角色转换的问题。田野调查中民族志者的角色主要有三种，即完全参与者(completeparticipant)、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和局外观察者(complete observer)。第一种角色涉及一定的欺骗行为——成为社群的一员而不透露自己是在做研究。这是比较主观的参与，容易形成主观价值判断。第三种角色比较客观，其分离程度高，但融入程度最低，这种角色多少会干预被研究者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民族志研究都是基于第二种角色，即参与观察者。参与观察者既可以是观察和记录他们周围生活某些方面的局内人，也可以是参与他们身边生活某些方面和记录他们所看到事件的局外人。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要求，“参与观察包括将你自己融入到当地人的文化中去，同时又要学会每天将自己从这种文化中抽离出来，这样你才能科学地判断你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才能比较科学地记录和分析这些材料”在笔者看来，这种“局内人”与“局外人”角色的转换只不过是民族志者的一种愿望或理想而已。实际上，没有哪个民族志者能够真正地融入到当地人的文化中去，成为“局内人”，民族志者自始至终都是“局外人”，或至多是“边缘人”，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谈论什么“抽离”出来的问题。就笔者多年来的田野经历和感受而言，一个人从小养成的习性与价值观念，不是几个月、几年或几十年能够完全改变的。因此，对于一种异文化来说，我们也难以真正做到格尔兹所说的“理解他人的理解”，即便是不存在语言障碍，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尽可能接近他人的理解而已。坦诚地说，笔者在Lanten山寨生活了近半年，却丝毫没有“融入”到当地文化中去的感受，更没有成为“局内人”的感受。 第四是性别和年龄问题。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者的性别和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调查者参与的程度。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Mead就已经强调过资料收集过程中性别的重要性。Bernard认为，民族志者的性别差异至少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限制你获取某些信息，二是影响你对他人的感知。在所有的文化中，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或男人，有些问题你是不能询问的，有些活动你是不能参加甚至是不能看到的。因此，所有参与观察者都会面临其自身性别的局限性以及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对于他们的限制。在一个异文化的社会中，作为男性调查者，你很难获取有关女性生活的知识，尤其是有关性方面的知识。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民族婚前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但对于外来者而言，有关性和性的话题依然可以说是“禁区”。在老挝调查的前期，我没有聘用Lanten本民族的人做翻译，尽管随同的翻译说的是老挝语，但她对于Lanten人而言，依旧是一个“外来者”，我们很难“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去。后来，我聘用了一位Lanten小伙子，就明显地感觉到后期的调查要比前期做得“深”一些，许多我原本没有想到的问题都进入了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同时，我也可能切身地感到年龄级序对调查的影响。前期的翻译是位长者，乐意与她交谈的几乎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而年轻人则很少。因而我们对Lanten人诸如“坐妹”之类的风俗几乎一无所知。而后期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山寨，都会有未婚女孩前来约翻译“坐妹”，搞得他几乎每晚都不能休息。从他的经历中，我了解到许多有关Lanten青年男女婚前性生活方面的“地方性知识”。同样，作为女性调查者也难以获得有关男性生活方面的知识。对此，Bernard曾有过生动描述，即三位女性人类学家是如何通过其男性伙伴才获得有关当地人饮酒知识的例子。1997年，三位女性人类学家S.Quandt、B.Morris和K.DeWalt在美国肯塔基州的两个乡村做调查。她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访谈村落中的男性村民，却丝毫没有发现他们饮酒的情况。但有一天，一个对她们的田野点感兴趣的男性朋友陪同她们一起去访谈。她们拜访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曾在她们面前畅谈过60年来穷困生活的经历，但他却从未谈及饮酒方面的知识。那天，进入他家几分钟后，他看了看那位男性来访者说，“你喝酒吗?”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位先生谈起了与酒相关的社区价值、酗酒问题以及他们在社区内如何处理酗酒等问题，并讲述了许多关于烈酒走私的事情。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才使这位信息提供者有机会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而他觉得与妇女讨论这些事情是不合适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