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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的叙事重构 依据地方性知识的观念，我们对知识的辩护只能伴随着知识的生成过程来进行，任何独立于生成过程的辩护都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辩护既是描述(叙事)、解释，也是论辩。S.图尔敏在《论辩的用途》中指出，作出解释就是发表观点，而发表观点则意味着一旦它受到怀疑和诘难，就需要作出辩护，用更充足、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它。这就叫“论辩”(argument)。历史上的论辩形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基于事实根据的“论题的论辩”(topical arguments)，二是基于逻辑根据的“形式的论辩”(formal arguments)，三是基于论辩本身之必要条件的“元论辩”(meta-arguments)。与以往的演绎证明不同，康德在“先验演绎”中为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寻找到了一种“元论辩”的方式。后来，斯特劳逊把它引申为“先验论辩”(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近来兴起的亚里士多德热，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性知识的流行有关。如果说知识必须根植于科学的研究实践中，而不是被完全抽象化于表象理论中，并且理论只能在其使用中得以理解，而不是在它们与世界的静态相符(或不相符)中得以理解的话，那么对这样一种知识的辩护就既不可能用形式的论辩来证明，也不可能用先验的方式来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合法性的基础。如果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地方性知识的话，那么对之的辩护也只能诉诸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论题的论辩”。反过来说也一样。由于这种论辩必须基于事实的根据，因此也是一种“叙事”。在前边提到的实验室研究中，当科学被作为实践活动来考察时，科学知识的构造中就已经包含叙事的成份在内了。科学家需要用自己的业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说服政府或企业财团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劝说和动员研究者来参与研究，还要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宣传、推销自己的成果，等等。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真理，而是在于动用一切修辞手段来营造出可信的情境，以说服别人。 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性知识的观念。首先，"topica"原本也有“位置”的意思，表明论辩不是中立的，而是有立场的。当科学家们以具体的身份参与研究时，他不可能没有历史的负荷，不可能不带任何传统与成见。其次，叙事和事实的辩护反对方法，它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没有普遍适用的常规可循。包括一个人如何说话，如何倾听，如何达成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等等，都是如此。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实践智慧”(phronesis)这样一种行动的技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因为实践智慧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所以，一个没有普遍知识的人，有时比有普遍知识的人干得更出色。”[viii] 由于研究者受一定的利益关系支配，并且由于论辩各方的不对等地位，事实的辩护中必定包含了权力的因素。这与其说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不如说是科学政治学的范围的问题。J.劳斯认为，所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叙事的区分，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政治学，即现代性政治学和后现代性政治学。科学知识起源于权力关系，而不是反对它们。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就是权力，并且权力就是知识。权力关系构成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找到了特殊的行为者和利益。福柯评论道，“权力必须被分析为一些循环的东西，或者宁可说，被分析为一些只有以链锁的形式运作的东西。它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在任何人的手中，决不适合作为日用品或财富。权力通过一个像网一样的组织而得以使用和行使。”[ix]新实用主义者也告诉我们，权力与知识或真理具有内部联系，打开了科学实践领域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揭示了真理的关系。从描述到介入与操纵，从知道什么到知道如何的转变，把我们引入到知识和权力的关联域，从而也引入到地方性知识以及解释这种知识的科学的政治学中。 如今，有关地方性知识的叙事经常会遭受到一种两难的指责。你如果反对现代性的整体性(global)叙事，你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如果你拒绝接受为科学所讲述的合法化的故事，那么你就得接受相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方案。其实，如今作出第三种选择的大有人在。法因、哈金、卡特赖特、赫斯和劳斯等人都在主张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又拒绝对相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作出让步。他们反对整体性叙事的理由很简单，即便这种合法化的努力失败了，或者压根就不存在这种合法化时，也看不出有任何严重的后果，科学技术照样迅猛发展。哈金的“实验实在论”强调，实验的进行依赖于实验室的地方性情境，并取决于实验所产生的预期效果。他认为，如果按下述方式理解的话，“现代性”还是可接受的，即“现代性”不是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的确定的、普遍的情境，而是一个包含冲突的场所。在这里，之所以有潜在的认同正是为了使尖锐的实质的分歧成为可能。在哈金的意义上，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分歧，就成了现代性内部的分歧。 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一样，社会构造论方案其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科学知识构造出了一套共同的社会解释的图式。当他们用新的教条来取代旧的教条时，SSK就背离了地方性知识的初衷，即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态度。由于每一种知识生成的情境总是具体的，因此不可能套用任何图式，即便是社会分析的图式也不例外。连贯做法只能是通过参与和介入，当事者(agent)根据科学活动的实际进行来把握它的当下结构。 我们知道，参与和介入并非是对对象作客观的描述，因为参与者的介入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情境。或者说，对地方性情境的叙事始终意味着对它的重构。这也涉及到了学习与教育观念的转换。学习应该同时也是创新，因为学习者已经参与到重构科学知识的叙事情境的过程中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