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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媒时代的民族志书写：何谓地方性表述?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族志生产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与幅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像。如果说20多年以前，传统民族志的“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是人类学实验性写作的生命源泉，那么20多年以后，人类学所面临的“表征”困境却依然没有减缓。相反，随着民族志生产全面遭遇传媒时代的到来，一切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社会人类学者不满于古典人类学采取“切割文化”式的宏大理论叙事模式，从而将相互连带的文化特质置人一个整体内进行研究开始，以“全观性”(totality)的方式对一个具体的族群(ethnic group)、社区(community)进行调查与描写就已经成了现代人类学的正统，同时这也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要求。然而，对于已经习惯了在隔离的时空座落中探求“文化本质”——在人类学的反思视阈中，所谓的“文化本质”，不过是偏狭的、政治上受到摒弃的西方特质——的人类学者来说，传媒时代的全面来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因为他们似乎无法预见：传媒的力量究竟对人类学意味着什么?是被其消解吗，还是诱发其重构?无论答案是什么，或许都不能令人类学者感到满意。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令人惊恐的困惑，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传媒时代造成了人类学者从未预料到的文化转型，而且，此种文化转型必然会导致民族志生产的内在结构与机制发生重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把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社区/地方(communityplace)描写与传媒时代的社区/地方(communityplace)描写加以并置比较，将不难理解这一命题。前者所描写的社区通常被表述为：“是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被理解为相对静止的、保持文化‘原生形貌’的类型，对象的形态被理解为一种固定的或变化缓慢的形式。”其社区文化也往往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则。而在传媒语境中，传统的小型、相对静止的部落、社区已经被全球化、国家化的巨大力量所渗透与连接，它们已不再是隔离于世界文化体系核心之外的一个区位，或者仅仅是作为西方文化批评的一个十分有力的文化图像，它们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之内的边陲地带，是“全球中的地方”(local in the global)。因此，今天的人类学家如果再次来到努尔人的社会或者是特罗布里恩德社会去考察，所发现的将不再是埃文思—普里查德或马林诺夫斯基经典民族志中所描述的风俗，而很可能是一种被现代文化、西方文化浸染过的“变形文化”。他们或许也像西方人一样用传媒建构着民族国家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实际土.即使是传统社会的小型社区，也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空间座落，而所谓孤立的或永恒的社区不过是传统民族志学家的一种想像而已，“只是因为独断和政治排斥的意识才有了这种人类学建构空间和地域的方式；马氏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之所以成为一个自在的部落，是以虚化他者为代价的。实际上无法划分各个文化之间的边界，这些领域总是交叉的；空间从不与身份对应，地域也非均质的，任何文化群体都是暂时性的。” 毫无疑问，文化边界的模糊性与“空间从不与身份对应”的特点在传媒时代被无限地放大，这就使得人类学家被推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陷入了如何“表述地方”的尴尬与困惑。一方面社会文化必须与一定范围的地域紧密相连的人类学传统，要求人类学家必须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给予观照和表述；但是另一方面，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又似乎无处可觅。因为在传媒时代，“地方性知识”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掺入了外来的、民族国家的、现代的、西方的异质性文化元素，成为一种混合的、多质性存在。而当地人的观点(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也是在与外界不断地对话与互动中逐渐建构出来的，换言之，他们是通过将“别人的”/“他者的”(与传统民族志中的“他者”并非同一概念)观点加以内化与引申的方式来完成“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刻意地按照“别人的”想像来建构自己。例如，在开发旅游的文化社区里，当地人会充分考虑外地游客的观点以及对于“异乡情调”的想像，并以此来修正、构建自己的观点，以便吸引游客进行“文化消费”。在此情境下，人类学者所见更多的是一种“地方化策略”，却难以找到传说中的地方性表述。 由此可见，传媒时代的来临使民族志书写再一次陷入了更为严重的“表征危机”。“地方性知识”被异质文化层层复加，其自身也在发生着异化，再加上持续社会变迁中文化群体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一切过于复杂的情形，都让人类学家猝不及防，他们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了对于传媒时代民族志书写的力不从心，甚至开始怀疑社会人类学方法是否依然足以表述文化的形态。看来，人类学有必要利用本学科的元话语来对“何谓地方性表述”这一基本问题做出新的评估与界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学目前还难以找到这样一种具有足够解释力的学科元话语。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在传媒时代里，地方性表述已成为一个远去的神话，我们只能在诵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经典民族志中才能寻找到呢?当然不会如此。在我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并非要确证、抽取出“纯而又纯”的地方性表述，而是要对传媒时代里的人类学主题、研究对象、研究实践，以及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有一个清醒而深刻的认知。一如王铭铭所言，“如果说传媒时代带来了一个文化的世界格局的话，那么对文化进行深究的社会人类学者便不应停留在‘土著文化’和‘远方生活方式’的描写之上。社会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应再是与世隔绝的‘村落’和‘文化的他人’，而应包容传媒文化和流行文化研究的对象，那就是来自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25]人类学唯有做到如此的转向，将来自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才能真正克服传媒时代的民族志生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生活的“表征”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