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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关于“后实验民族志”的想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后实验民族志”并非是在当下新出现的一种民族志描写范式。而是笔者基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后范式”(postparadigm)特征——如“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而冠以的名号(当然，它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仅仅是笔者所想像的一个名称)。既然1980年代出现了“实验民族志”，那么在2000年代及其以后，在共识的范式出现以前，人类学写作的“后实验民族志”这种称呼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通过上述我们沿循历时性脉络，对人类学家在民族志文本制作过程中的困惑、论争进行回溯，可以发现民族志范式走向中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民族志对象始终与社会背景相依附，民族志的叙述主旨始终与同时代人类学关注的主题相对应；而且，民族志对象与叙述主旨其实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无论是传统民族志对于“民族与地方”(peoples and places)的档案的关怀；还是198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在基本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实践中所实际发生的急剧变化，都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相连接的。因此，我们要想对“后实验民族志”进行合理的想像，就要敏锐地观察和深刻地把握出当下的社会背景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毫无疑问，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学所面对的社会背景以及研究取向较之以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是与20年以前相比，这种变化也显而易见的。正如《写文化》编著之一马尔库斯，在《写文化》之后20年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变迁、政治、行为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今天构成了社会背景，大多数专业研究计划在此背景中得以制定，并依据在人类学之外的其他领域所生产出的社会与文化理论来界定。地区专门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核心特征仍然得到坚持，但是范畴的设置、具体研究参与的更广泛课题的潜在意义以及核心方法的实践本身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序言》中，马尔库斯还指出，在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多样的求知欲和研究探索中具有一种现存的重要趋势，那就是“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010gy)，它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对公共导向的、公民的人类学的期望日益高涨并在目前成为了主流。公共人类学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中更关注它的责任、它的伦理和它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这一趋势在美国民族学协会于2003年度颁发的“作品一等奖”的民族志中就有所体现，此奖励是美国人类学中对年轻学者创作的民族志的最重要的认可。这就是阿德里安娜•佩德里娜(Petryna)的作品《裸露的生命》(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幸存者的斗争)和金•福琼(Fortun)的作品《博帕尔污染之后的倡议》(关于跨国范围的环境公正和激进主义，从1984年灾难的数年之后在博帕尔的激进主义的田野工作开始)。[26]这两部作品可能暗示了今后民族志生产中的某些新方向和与之相应的田野工作的特殊模式；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两部民族志作品中都包含了多元化的公众，这一点无疑也是“后实验民族志”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生长点。 总之，当下的人类学面对的是变化多端的时代背景，其研究取向也趋向多元，这些复杂的情势都对“后实验民族志”的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是更高的要求。民族志研究中陈旧的实证主义范式已经离我们远去，而传统的民族志可能将来会以新的方式重新出现(目前，我们似乎无法预见此种方式的细节)，但是却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出现在当下的历史语境。那么，“后实验民族志”究竟会走向何方呢?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出精准的回答，但是，在学术界似乎已经出现了一种共识的声音，那就是：“人类学表现得越来越乐于采用综合的方法和其他理论传统。”“我们的研究必须是经验性、解释性、批评性和知识性的综合，从而必须在注重事实的同时，不以肤浅的观察作为事实根据来反对学术解释和学术批评。”[28]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兼容并蓄式的综合方法可能代表着未来人类学的研究趋向。在我看来，它同样也代表着“后实验民族志”生产的新趋向。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后实验民族志”生产同样会遭遇到“表征危机”而且和过去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未来变化多端的社会情境，会时刻向民族志生产提出超乎人类学家想像的苛刻要求。简•科普诗中的“阐释者的困境”到了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未来也不会消逝。或许，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民族志生产本身——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就是一个困惑的追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是人类学的宿命，但是我们坚信：这一定是人类学不断向前发展，民族志持续不衰的生命源泉。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