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实，西方人类学训练对于“田野” 调查是有一定要求的。例如，在许多学校，人类学博士论文只能在自己所做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这也就是说，仅仅做文献研究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在一些学校是不能被接受的。对于“田野”调查的时间，他们也有一套说法。一般说来，他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田野调查至少需要12个月，因为12个月正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完整周期。但是，考虑一个人类学家在正式开始其田野调查之前，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田野”，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在12个月之外，还有1-2个月的时间来熟悉和适应当地环境，那更完美。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述的只不过是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种理想型而已。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类学博士论文都在描述其研究对象的一个完整生活周期。调查之所以需要这样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了解一个文化委实不易。一年以上的调查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为理解一种文化付出了巨大努力，他获得的资料和知识应该是可靠的。而且，在今天，有许多所谓的“田野”调查实际上是跨“田野”的，即，调查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在多个地点之间穿梭和奔忙。例如，在Dru C. Glandney的Muslim Chinese中, 在Louisa Schein的Minority Rules中，在Ralph A. Litzinger 的 Other Chinas中，并不难看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按照传统人类学所要求的那样，在一个地点完整地呆上了12个月。他们分别研究的回族、苗族和瑶族的身份和认同问题。为说清楚各自的问题，他们需要在北京、宁夏、甘肃、新疆、福建、云南、贵州、广西之间穿梭、阅读、采访、观察和比较。 借此，我想说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完全拘泥于它理想的学科方法。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更多地是由他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来决定的。为了阐明自己的问题和观点，他们可能采取任何方法。在我看来，我国人类学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它能否发现重大的话题/问题，能否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不是仅仅取决它在研究方法上能否有所突破，能否把它的研究对象约化为一堆只有专家才能读得懂的数字。我国“人类学”在五十年代之所以有那样的辉煌，主要是因为它采取了新的理论，发现/被赋予了重大的话题/使命。不难看到，为了阐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为了揭示人类学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当时的“人类学”并没有少采用统计方法。为了阐明一个少数民族村庄的生产力状况，当时甚至弄清楚了该村子里有多少件铁器，该村有多少升玉米种子的耕地，一升玉米种子能撒播多少亩地，其实际收成是种子的多少倍，等等。在今天，如果说我国人类学确实有点儿消沉的话，那也并不是因为它忘掉了统计学，而是因为它在理论和话题上没有什么创新。自80年代初以来，我们对于统计学的向慕实际上是有增无减的。例如，大凡论及人类学方法创新，几乎无一不指望统计学，以至统计化几乎成人类学创新的代名词。无疑，统计学是有用的。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统计哪些东西来说明哪些问题呢?在我看来，没有新话题/问题和新理论是很难刺激出新方法和新统计的。 Clifford, James, “Traveling Cultures”. In Lawrenc Grossberg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pp.96-112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乔治•E•马尔库塞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Wolf, Eric R.,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王承权：“也论永宁纳西母系制和阿注婚的起源”，《云南社会科学》1989：4：64-75。Shih Chuan-Kang, “Genesis of Marriage among the Moso and Empire-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1:60:2: 381-412. Rock, Joseph F.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赵维扬：“永宁纳西母系制和阿注婚起源问题商榷”，《云南社会科学》1987：2：39-45。 翁乃群：“遭遇爱滋病的中国少数民族”，《清华-哈佛医学人类学研讨会会议论文》第60-61页。 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47-262页。 在我看来，fieldwork 至少在今天是可以被翻译为“实地调查”的。但是为了尊重业内以形成的习惯，我只加引号表明我对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田野”调查的疑惑。 （本文刊于《民族研究》2002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