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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你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所以我宁愿我是这样一个游移的角色。说到从“我”到“我们”，必须有一个认同的机制才能谈及这种表述上的转移。最近我递交给吕微他们文学所的一篇论文，吕微说他特别喜欢但是编委会不一定接受得了。因为我在民族志的叙事阐释中不仅把“我”带进去了，也把我姐姐、爸爸带进去了。“我”和“我们”是怎么来的？这实际上关系到我是怎样一步步进入田野的，关系到整个田野取证的过程。我的民族志写作一则是和我的田野研究的步骤紧密相关的；二则我认为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还需考虑我们的阅读对象。我的读者大部分是汉语世界的人，那么我要考虑怎样把他们带进我的传统中去。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我像讲故事一样写美姑，第一章叫“田野的发现”，第二章叫“史诗演述人的发现”，然后慢慢进入学理层面的讨论。当初这么写就是考虑到读者对这一传统的生疏。还有就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表述风格，我发现开始的叙述角度还是“我”，怎么到后面都是“我们”了呢？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称上的“转述”。 接下来我就讲讲“我们”是怎么来的，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同意庄孔韶老师的一个观点，即从“点”和“面”的关系来讨论的民族志与民俗志的写作立场。所以这里我继续使用“民族志”这一概念来谈自己的个案研究及其写作。我们不管是做民俗学田野还是做人类学田野，都当建立在学科自身的特殊要求之上。我们做民俗学田野可以借鉴民族志，甚或回头继承中国古典民俗志的人文传统，但我觉得具体的研究对象不一样，那么采取的方略也会不一样。就本人的专业方向──口头传统而言，口头传统应当建立起朝向声音和感官认知与理解的民族志学。我们针对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设计了一套方案，前期可以参照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田野操作方法，比如参与观察和民族志访谈，但问题意识肯定是不一样的；到了后期我们民俗学的学科特色就应该体现出来。比如如何处理演述事件和情境描写，如何进行音声记录与文本誊写等问题，这肯定是我们学科的特点，即便人类学也要记录口头传统，比如神话和故事，但和我们的角度与出发点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地关注传统的再现和文本的制作。民俗学的文本制作一定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这个文本一定是一个报告加一个记录(公式是a text=a record+a report)。记录就是把听到的一字不落地誊写下来，报告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志的描写和阐释，这两者加起来构成我们民俗学的文本，这与人类学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所关注的叙事阐释和其他学科也是不一样的，其基本理论前提一个是表演中的创编，一个是创编中的流布，还有一个是创编、表演和流布，这三位一体的民俗过程。另外，还有我提出来的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模型即“五个在场”：传统的在场、事件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传承人的在场和研究者的在场，这五个“在场”是必须共时的。这就引申出来了“我”和“我们”的关联性问题，即作为建构田野研究的主体及其在田野关系与学术表述中如何处理主体间性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变成“我们”？我在美姑的田野跟踪调查已经有十多年了，起初去那里是为了调查毕摩文学，原来没有打算做史诗。那么，今天郭于华所说的“问题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转向史诗呢？其实，我刚到美姑就听说出版的史诗汉译本有问题，但我没有在意。后来在田野中确实发现出版的史诗文本和民间的史诗传统相差太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改变计划回头去做史诗的原因所在。我觉得最重要的田野路线就是发现史诗演述人，因为在二十多年的相关研究中，就我看到的论文来说没有一篇谈到过史诗传承人，没有提到“人”的问题。如果我找不到传承人，那么我们的史诗搞不好就成了“荷马史诗”，成了死寂无声的传统了。后来我回到美姑就是从发现传承人开始着手的。可能是上天助我，为我指定论文工作方向的钟先生也在护佑我吧，我回去后很快就发现了史诗传承人，而且是当地最优秀的“克智阿莫”(口头论辩家)，最关键的是他还是我的亲戚，他所属的吉尼曲莫家支和巴莫家支隔了十五代，我们都是从吉什家的根脉上下来的，他要叫我“二姑”。当时我的田野方案就是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其他演述者。因为凉山彝族的史诗演述一定是在论辩的竞争关系中展开的，一定是在两个姻亲关系的对话中展开的，他应邀而去的婚礼、送灵仪式等主人家都必须跟他是有亲戚关系的，那他们就跟我也有亲戚关系，这样就一层一层地把我带进了美姑的乡土社会。当地有很多巴莫家支的亲戚，于是，我在田野中就慢慢觉得这些山民就是我的乡亲父老，他们所恪守的史诗传统就是我的传统。后来在我学位论文的民族志叙事阐释里，“我”自然而然地过渡或转接为“我们”，我觉得我是在代他们表述，包括我的亲戚和其他的演述人。加之我的田野访谈做了23次，一共访谈了53人次，3700多分钟；访谈层次分了很多种，包括传承人、毕摩、头人、地方学者、干部等，这一层层田野关系构建起来之后，民众的话语系统、地方的知识体系，尤其是民间的史诗语汇和史诗观念都进入了我的民族志写作。因此，我觉得这项田野研究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甚至包括钟老、魁立老师、我的地方学术伙伴、师大同学和所里同仁给予我的启发和教益。 所以，从“我”到“我们”，这是在另外一个叙事阐释的层面上出现的话语转述，关系到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和学术伦理，而不仅仅只是吕叔湘先生早年在讨论语言转述现象时所说的“实在代表一种谦卑的口吻”。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