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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的考察和民族志的撰写会受到文化、政治、权力、世风、世界观与知识结构诸因素的影响（庄孔韶，2003：522）。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西方人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来“理解”或“构建”中国形象的，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是在情感领域中，是那些产生自西方人的心理认知的幻想。在各种各样人士的文字、摄影和绘画等作品中，神秘的东方古国以其具体的细节被呈现到西方人面前，方块的文字、筷子、男人的辫子……中国社会独特的风俗习惯几乎都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位美国人，弗兰克·德恩对老北京社会生活的选择和记录，是经过其认知系统观念的过滤以充分西方化的和充满西方人想象的形象而重构的，是纳入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中的。头戴绅士礼帽、身着西装开着小汽车与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坐着人力车的形象同时出现在作者的作品中，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西方人对老北京社会生活的选择多是以西方人的生活视角或西方人共同关注的视角为重点来记录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外来生活方式日渐渗透到那时老北京人的社会生活中。 人类学著述本身即是解释，并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人类学解释即是建构对于所发生之事的理解（格尔兹，1999：23）。弗兰克·德恩用图画来解释老北京的社会生活，就是建构了一种他对老北京“所发生之事的理解”，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他者”的第二或者第三等级的解释（按照格尔兹的解释，只有“本地人”的解释才是第一等级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我们是通过语言来表述意义的，来解释事物的本质。我们使用符号和象征（不论它们是声音、书写文字、电子图像、音乐软件，甚至物品）向其他族群表达我们的概念、思想和感情。绘画图像也是一种语言符号，也有其表述规则体系。《老北京风俗地图》就是采取一种图像符号叙事写作的民族志，给我们表述了老北京生活各方面细节的意义。 虽然文字和图画等书写符号对生活场景的记录都是一种对真实状态的抽象和概括，但是图画与文字两种符号系统在传达和交换信息的过程、主客体交流及内涵等方面是有所区别的。图像是先于文字产生的人类书写符号，与文字符号相比，具有直观、超语言文字性等认知特点。通过图像，人们能很快理解所陈述对象的意义；主客体间的交流也较语言文字更直接一些。在这部作品里，不论是来自哪个文化背景，不需要阅读者掌握任何语言或文字，只要用眼睛，就能基本看懂图画所反映的意义和内涵。那金碧辉煌、威严雄伟的宫殿建筑群肯定是高贵的皇家的住居地；那破烂的南城小房住的肯定不是有钱人家；那穿着黄袍马褂买字画的肯定是有闲人士，那衣衫褴褛街边伸手状的肯定是乞丐……这些直观的图画书写符号的意义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陌生的北京”不需要用任何文字语言去翻译或转叙就能基本理解的意义。一位头戴王冠的人，双手朝天跪在一个祭坛（天坛）前，理解为一个王（皇帝）或酋长在祭祀上天，与理解为中国的皇帝在天坛祭天，在仪式的内涵上几乎就完全一样。阅读者根本不用知道中文或者英文，也不用知道那祭坛叫天坛，那个下跪的人是中国清朝的皇帝。这种图像叙事的书写对于不同文化的主客体间信息交流和相互理解较语言文字书写而言，它的解释更加简洁直观，更加便于“他者”的理解，更接近于人类学书写的本义和内涵，接近于仪式的本身内涵，是一种好的解释。这种图像的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老北京文化的方式。 文化依赖于共享者用极为相似的方法解释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并赋予他们周围的世界以意义；不但包括概念和思想，而且包括知觉和情感。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一次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化。北京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的拥堵，高楼林立，一切现代化的特征使北京失去了传统的个性。《老北京风俗地图》上的图像记录使人们回忆起自己经历中的家园和环境，能在面目全非的现代化都市里，寻找、想象传统中的老北京，老北京的皇家园林、王府宅院，老北京的四合院、大杂院，老北京的小吃、杂耍，老北京的吆喝……整个老北京生活的各个场景都能被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记忆中反映出来。各个图像所承载的意义和情感也被老北京文化的关注者所共享。共享的实际上是那些东西所包含的一种为那个时代社会所认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是寻求一种能够与现实社会相连接的文化意识，是对自己历史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体现着一种历史文化的归属和认同。 同时，文化的意义还组织和控制着社会惯例，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从而具有真正实际的意义。面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图像中所记录的一些事物，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又不断地从历史和传统中有选择的重新建构起来，形成一种关于北京历史、北京文化的新的认同，并试图运用多种语言规则（包括电影、歌舞、动漫、玩具、纪念品等）表述出来。对于体现北京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体现出北京的文化特色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这也是现在人类学者讨论民族志写作的实际意义所在。 仔细阅读这幅北京地图，它不但像早期的民族志作品一样是西方人用“他者”的视角和西方人的语言表述规则（即，现代绘画艺术表述手段）记录了一个时期关于一个地方（北平）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也具有人类学民族志成为一种文化理解的形式的特性，是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他者”理解老北京文化的一种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他者”主要是指西方人；而21世纪初今天的“他者”却是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所有现代人。这部20世纪30年代的图像民族志今天依然是人们认识老北京和理解北京文化的一种方式。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