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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芮逸夫来到湘西，在本地凤凰﹑干城﹑永绥等地进行苗族文化调查。在此，他们以先进的摄影器材摄取大量照片﹑影片，搜集文物标本，并在本地士绅石启贵的协助下，将许多本地口传仪式经文﹑社会知识与记忆以汉文写成约100册的文献――在该所之典藏中被称作《湘苗文书》。目前这一套由中央民族大学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出版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丛书，便是依据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湘苗文书》手稿，由石建中﹑麻树兰教授负责田野采访﹑译解﹑编辑而成。我作为一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员，以及长期从事西南民族研究与资料搜集的工作者，谨此对这些湘西苗族文书之相关背景作一些说明。 历史语言研究所 这些湘西苗族资料，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于1929-1943年间在中国南方与西南地区搜集的大量资料﹑文物――照片8000余张﹑文物1100余件﹑文书800种――的一部分。这些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收藏，又是该所由1928至1948离开大陆前，所搜集的大量中国历史文物的一小部分。在中日战争期间，史语所先在1937年迁于湖南长沙﹑衡山﹑南岳，1938年迁至云南昆明，1940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抗战胜利后1946年史语所迁回南京，后来又在1948年随国民政府迁台。在这些战争岁月中，该所学者经常押运着这些文物数据长途搬迁，或暂寄人篱下，其间所历之艰辛可知。不仅如此，即使在战争期间史语所学者之研究与调查工作仍从未间断。“历史语言研究所” 是什么样的学术机构﹖为何在中国国运艰难的1920-40年代，该所的研究与调查工作仍得到国民政府如此的支持﹖为何该所要搜集﹑保存这些文物，虽历尽漂移之苦也绝不放弃其中片纸﹖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往后十余年中，它网罗及培育出许多当时中国顶尖的知识菁英。历史学界的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徐中舒，考古学的李济﹑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甲骨学研究的董作宾﹑胡厚宣，语言学界的赵元任﹑罗常培，体质学方面的吴定良﹑陶云逵，民族学的凌纯声﹑杨承志﹑芮逸夫﹑马学良﹑马长寿等等，这些经常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各学科领域开创者之学者们，皆出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此集四方学术菁英于一堂，并得到国民政府极力支持的研究机构，产生在一个变迁亦有传承的大时代情境之中。 这个时代情境，便是 “中国” 由传统中原王朝转变为当代中国的情境。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挟其船坚炮利在全球争夺资源。科技武器只是其侵夺工具，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性政治军事活动背后更有一套知识理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演化之中。如此，当时科技文明进步的欧美诸国代表人类演化上较成功的群体，而亚﹑非等地文明停滞的古国与落后部族，则被当作是物竞天择下应被淘汰或有待被开化的失败者。民族国家概念将 “种族” 与 “国家” 等而为一，于是民族国家成为物竞天择下彼此相竞的 “生物体”。便是如此，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国家概念二者婚配下，产生的便是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帝国主义列强。 当时在欧美列强争夺﹑瓜分中国及其周边资源的情况下，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只图模仿西方科技的自强运动中觉醒，他们常感慨外人有 “民族” 能团结对外而我则无。于是，接受民族国家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因而忧心中国将亡国灭种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呼吁并进行筹建中国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汉与非汉在血缘﹑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许多交汇，入主中原王朝者也不只是汉族，在满清帝国统治下蒙﹑藏﹑满洲﹑西南地区与帝国的关系更是紧密，因此当时政界领袖﹑知识菁英们逐渐形成的共识为﹕此民族国家的构成基础 “中国民族” 包括满清帝国治内所有的汉与非汉族群。 虽然在辛亥革命以及随后几年，中华民国此一民族国家已完成其政治架构，但此国家的构成主体――中华民族――之性质尚不明确。在当时流行的概念中，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语言﹑体质﹑文化并在历史中延续发展的人群，但显然中华民族内有许多语言﹑体质﹑文化各异的 “民族”。因此，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由历史﹑文化﹑语言﹑体质等方面来解释他们间的一体关系，是当时中国人文社会学界刻不容缓的任务。历史语言研究所，便在如此的时代氛围下成立。史语所成立后内部学术分组几经调整，但不外乎历史﹑考古﹑语言﹑体质﹑民族文化与民俗等大项，也反映这样的时代背景。由语言﹑体质﹑文化等方面来识别﹑区分国族内各个民族，由考古与历史研究中探索其历史源流。20世纪上半叶史语所学者们之名作，如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芮逸夫的《中国民族之构成》，李济所著《中国文明的开始》，皆为当时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术研究与国族主义结合之产物﹔这些知识之普及，也贡献于中国国族概念之具体化。 科学﹑实证﹑求新，是那一全球性国族主义时代的普遍精神。当时知识青年经常谈起的便是 “科学”﹑“革命”。反映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上的，便是强调以实证性的材料与新研究方法，来重建民族历史﹑文化知识体系。创立史语所的傅斯年，在表现该所研究成果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第一期上所提出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表现在此种研究精神下学者对实证性材料的重视。科学﹑实证以及 “眼见为凭”，表现在该所安阳殷墟发掘的成果上――以科学的考古发掘，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传统史籍中记载的殷商，一个遥远的过去，成为今日得以眼见的﹑实实在在的民族历史。如此，新的历史知识也让中华民族得以沿承数千年之历史命脉。科学﹑实证与眼见为凭之精神，更表现在该所曾自国外进口大批先近科学测量仪器﹑相机，以及傅斯年所长常在往来电文信函中指示在外的调查研究者要多搜集历史文物，以及多照像。 以上这个时代背景，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学术活动的时代意义，以及说明为何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会到湘西苗族中搜集大量文物﹑文书，并摄取许多照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