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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为何史语所之研究调查人员对研究苗族特别感兴趣﹖不仅该所第一次较具规模的民族调查选择在湘西苗族中，后来芮逸夫等人也曾进行对四川﹑贵州等地苗族的调查，这些近代学术考察涉及一个长远的华夏边缘历史背景。 早在汉晋时期，中原之人便称今湖北﹑湖南及四川东南散居山间溪谷之人群为 “巴” 或 “蛮”。当时华夏认为，这些南方异族中偏北的部分是 “廪君” 子孙，偏南的是 “盘瓠” 子孙。“盘瓠” 是传说中的一头神狗，因功娶了高辛帝之女，生下山间各地 “蛮夷”。南北朝时期，许多中原华夏南迁，此时他们心目中的 “盘瓠子孙” 较明确的指湘西一带的山居人群。可能因本地诸大姓家族原来就有以神犬为祖源的传说，汉晋的华夏作者们将此本土族源与汉文献记载中的 “犬封国”? “盘瓠” 等传说结合，如此也表现当时本地华夏对 “蛮夷” 之鄙视。 到了唐代，根据《隋书》记载，湘西本地人群与华夏之人杂居的，其生活习俗已与华夏没有差别。然而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与华夏不同。该文献称这些 “蛮” 为盘瓠之后，他们的衣服多班驳装饰﹔更重要的是，他们很讳忌别人称他们为 “蛮”。服饰是人群自我建构之 “身体”。自古以来关于南方的盘瓠传说中，都称盘瓠子孙喜好穿着颜色驳杂的衣服。这显示，早自汉代中原华夏接触到本地人群以来，被称为 “盘瓠子孙” 的人群便区分为许多地方族群，并以服饰来彼此区分。另外，都邑附近的 “蛮” 与华夏在习俗上无差别，并讳忌别人称之为 “蛮”。这些记载也显示，唐代时本地人群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而且汉化与不愿受歧视密切相关。 唐代以后，中原华夏心目中的 “盘瓠子孙” 有往南方及东南扩延的趋势﹔并不是这些所谓 “蛮夷” 往南迁徙，而是华夏开始称广西?贵州等地丘陵山地聚落人群为 “猫”?“猺”?“獞”，并认为他们是由两湖扩散?迁移来的 “盘瓠子孙”。南宋叶钱为《溪蛮丛笑》所作序称﹕“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今有五，曰猫?曰猺?曰獠?曰獞?曰乞狫”。约由此时起，猫(苗)﹑猺等族群称号，以及 “盘瓠子孙”，逐渐普遍被华夏用来称呼南方各非汉人群。当时被称作苗﹑猺的族群，似乎也自称是盘瓠之后。清初《粤述》记载﹕“百粤诸蛮，丑类至繁，然大要不出猺?獞二种，皆盘瓠后也。” 这是将两广所有的猺?獞都当作是盘瓠后裔了﹔称之为 “丑类”，也表现当时汉人对南方异族的鄙夷。清初著作《峪溪纤志》中称苗人为盘瓠之后，“帝喾高辛氏以盘瓠有歼溪蛮长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为诸苗祖。” 此文献也称苗人有祭盘瓠的习俗。直到近世，湘西或包括湖南?湖北?贵州?川南交界地区的湘西苗族方言区，苗族中仍流传 “奶贵马茍”(公主母﹑狗父)传说，由鄂西至湘西各地也多有盘瓠庙等遗迹。“奶贵马茍” 故事与汉文献中的盘瓠故事略同﹔较大的差别是，在前者中后来盘瓠的儿子们因羞于其父为犬，而将其父杀死。这表现了南方非汉族群一方面接受自身较卑劣的地位，一方面又不甘于受歧视的心境。 不甘于受歧视，也使得部分 “苗民” 采用汉姓，并宣称本家族为汉裔，祖上来自江西﹑湖广等地。贵州清水江流域的一龙姓苗族家谱记载，家族本源 “原系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地名龙家村人氏”。1940年代芮逸夫在四川叙永作苗族调查，一杨姓苗人告诉他说﹕“苗家原由湖广而来，系麻城县孝感乡大石包来﹔此间青苗即由该处来。” 一张姓苗民族谱则记载其祖上是，“大明洪武初二年因贸易由湖广麻城县外出，及后来川……”。 我们回到清末民初时期的国族肇造情境。当时，在所谓 “五族共和” 的中华民族概念中，“五族” 乃汉﹑满﹑蒙﹑回﹑藏，其中没有任何南方与西南民族。这是因为，当时许多知识菁英认为南方与西南非汉族群都已汉化或正在汉化之中﹔说他们是非汉少数民族，他们还会生气，因此应加紧鼓励其汉化，没有必要在此作民族分类﹑识别调查。即使承认南方﹑西南有许多非汉族群的存在，当时也只是在五族之外添加了 “苗”，将所有南方﹑西南非汉族群都纳入 “苗” 这个笼统的民族范畴之中。以上现像是两种历史社会情境的反映﹕一是，南方与西南族群区分复杂，在一时难以凭借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来作识别﹑分类的情况下，只有以宋代以来汉人对南方非汉族群的一个泛称 “苗” 来为之命名。二是，唐代或更早以来，伴随着 “盘瓠子孙” 概念的族群歧视，使得汉化过程在本地持续进行。这样的历史与社会情境，可以部分说明为何苗族或湘西苗族成为凌纯声﹑芮逸夫等人调查的对象，同时也可说明他们在此遭遇﹑观察到的一些事情。 湘西士人石启贵 史语所的凌纯声与芮逸夫等先生来到湘西，他们主要的调查工作地点在凤凰县的各个乡。到此调查苗族，基于当时流行的民族概念与其习自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凌与芮自然千方百计的在此探寻本地非汉的民族文化因素。他们深入乡村，参与及观察民间种种婚﹑丧与宗教活动，记录苗语词汇发音。在历时约三个月的湘西苗族考察中，他们除了得到大量民俗文化数据外，也摄得许多照片以及一段录像片﹔这可能是中国民族学史上本国学者首次运用录像器材于田野的纪录。20世纪上半叶的南方与西南 “苗人” 地区，由于汉化效应，许多当地民众――特别是地方豪族与知识分子――皆以本地不同于汉的习俗与 “说苗话” 为落伍﹑鄙陋，以仿效汉俗及能说汉话为荣。在凌纯声﹑芮逸夫所撰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近年以来，地方政府履次出示严禁苗中淫祀，因此跳鼓藏一类的鼓舞，已不常举行。而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 芮与凌在此发掘有异于汉的本地习俗﹑语言，如此作为在那些汉化的地方士绅看来与 “发人隐私” 没有两样。因此曾有湘西凤凰一带的地方士绅去函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控告史语所学者 “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 然而史语所学者仍在此得到许多地方人士的帮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石启贵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