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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创造进取、奋斗不歇的精神，使世界变得日新月异；然而同时，人们的头脑对传统的依恋，在很多情况下却是非常执着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顽固的。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就是这种依恋的最好证明。 对于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在传承过程中的稳定性，我们虽然可以感觉得到，但要说清它的力量究竟有多么持久和多么强烈，那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遍检浙江省各县当代（主要是本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螺女型故事文本的时候发现，这一传统作品的当代记录同这一地区二、三十年代的记录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竟是那么地相似。仔细想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当我全面寻检这一故事的历代文本时，便不能不对"民众记忆"之保存传统的那种持久和稳定的强大力量，感到无比惊诧了。 螺女型故事，在我国各地、特别是在江浙和沿海各省区，流传极广。例如，仅在浙江省各县编印发行的故事集成中就有21篇记录。在福建省各县卷本中也有19篇之多。 螺女型故事流传、记录的历史也十分悠久，最早见于书面的记录，距今已有1700余年。同时，在这漫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又多次录诸文字、刊载于典籍之中。 这一故事流传的广泛和传承的悠久，说明了历代中国民众对它的珍爱；同时也为人民文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十分有趣的研究课题和极为可贵的研究资料。 一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典籍之中，涉及螺的记载为数众多。分析这些记载，将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螺女型故事何以会在民间流传得这样久远、这样广泛。原来，关于螺的信仰来源甚久；关于螺的传说也不胜其多；在螺女型故事的周围，笼罩着一层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氛。现将有关典籍中的有关信息摘列于此，以说明螺女型故事的流传是有多么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 螺曾经被视为一种征兆，它可以预示吉凶： 《国语》说： 今吴大荒，其民必移就蒲蠃（即螺）于东海之滨，必可伐。 类似记载也见于《魏书》。 《山海经》说： 邽山蒙水出焉，有螺，鱼身而鸟翼，见则其邑大水。 在反映螺为凶兆这一观念的许多材料中，有一组"饭化螺"的传说，流传相当广泛，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五行记》： 晋武帝时，裴楷家炊黍在甑，或变为螺，其年楷卒。 《晋书》和《鸡肋编》说： 石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终遭灭族之灾。 《世说新语》： 晋·太康中，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而行，瓘终见诛。 《传载录》称： 唐·光启年间，天下荒乱，有人囤集居奇，其仓中之米，悉化为小螺。 这些都是凶兆。也有表示吉兆的： 《拾遗记》说： 蓬莱山其西，有含明之国，有大螺……明王出世则浮于海际焉。 螺本身也有许多神异之处： 据《异物志》称，有一种吒螺，生长在海边树上，可发出人的声音。 《拾遗记》还说： 秦皇好仙，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螺舟，形似螺，沉行海底，水不浸入。 《风俗通义》说： 公输般见螺出，头潜以足画之，螺引闭其户，终不可开，故仿之设立门户。 这样说来，我们的建造大师鲁班，似乎早就和仿生学发生了关系。 有的资料显示，当螺遇难之时，它似乎还会发出求救的信号。 《传灯录》说： 台州瑞岩师彦禅师，有村妪来作礼，师曰：汝速归去，救取数千物命。妪忽忙至舍，见儿妇提竹器拾田螺归，妪接取，放诸水滨。 生螺可以呼救，甚至煮熟的田螺也能够得救复活。 《余杭县志》说： 宋时有异僧者，乞食山家，其家获螺数升，已去尾，熟釜中，僧见而悯焉，请为放生。其家戏曰：螺今可复生乎？僧曰：可。遂与之携投放生池。越日，螺复生，仅无尾耳。 以上二例，从字面看，讲述的重点似乎在于强调僧人的神异，并未明说田螺自身是否能够发出求救的信息。然而另有一例记载却明白无误地说，田螺确实可以发出这样的信息。 《太平广记》载： 法聚寺内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谓门人曰：外有数万人，头戴帽，向贫道乞救命。急开门出看，见十余人担蠡子（即螺），因赎放生。 在传说中，螺好像从很早就同少女联系在一起了： 《水经注》和《始兴记》中都有关于贞女峡的记载： 峡西有贞女山，山下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状如女子。相传有女取螺于此，遇风雨，昼晦，女忽化为石。 《述异记》和《南康记》中，都收有关于螺亭的记录材料。《述异记》说： 有一少女，采螺为业，夜宿于江边亭间，群螺啖其肉，后遂称此亭为螺亭。 这一传说在《南康记》中就记录得更为详尽细致了。 以上数例，虽然说的并不是田螺化为少女，但总可以让人感觉得到，田螺终究是和少女有些瓜葛的。 在中国古籍中也不难找到讲述田螺幻化为人的资料。例如： 《珍珠船》载： 来君绰亡命，夜遇一人，自称科斗郎君，姓威名威污蠖，言：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及晓，唯见污池边大蚓长数尺，及有蜗螺，丁子初有三人，一称蜗儿。 关于动物可以幻化为人的观念和信仰，以及有关传说，显然为螺女型故事一类的民间叙事文学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在我所见到的大量资料中，最接近于螺女型故事雏型的作品，莫过于唐代典籍《集异记》中的篇名为《邓元佐》的"传奇"。尽管《集异记》撰成的年代比起螺女型故事早期记录的时间要晚许多年，但如果仅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不妨把《邓元佐》看成是螺女型故事的一种过渡形态。 唐·薛用弱撰《集异记》"邓元佐"条： 邓元佐者，颖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个山水，凡有胜境，无不历览。因谒长城宰，延挹托旧，畅饮而别。将抵姑苏，误入一径,甚险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既至，见一蜗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 "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夜，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祗待。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馁，因舍焉。女乃严一土榻， 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来所食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 我们在前面检视螺女型故事背景材料的时候，发现那些材料大部分是些片断，很少有能作为独立作品存在的。《邓元佐》不仅是一篇完整的、独立的语言艺术作品，同时它还被后世的许多类书所征引，可见它曾经引起过各时代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能反映了民间流行的情况。 我对这篇作品的重视，出于这样的理由：首先，此篇作品载于唐代传奇集中，那正是螺女型故事一类的民间叙事作品最盛行的时代之一。其次，故事演述的地点（甚至也可能是故事流传和记录的地点）是在吴地。江浙一带，从来都是螺女型故事最广泛流传的地区之一。第三，从作品的内容角度看，就更加使我们坚信：把它看作是螺女型故事的过渡形态，理由是充足的。 螺女型故事的一些基干母题，在这里都可以寻检得到，当然它们的表现形式是多少有些异样的。主人公邓元佐并没有拾到大螺加以喂养，而是夜醉迷路，入一荒野中的蜗居。田螺变女，并非是在故事的开头述出，而是在主人公第二天一早酒醒之后，才怀疑昨夜的女子变回了田螺。但无论如何，幻化的情节还是同样存在着的。螺女为主人公准备膳食、就主人公身边而寝，这些情节也都与螺女型故事中螺女与主人公结为夫妻的情节相仿佛。由于有了这些基干母题的存在，有关邓元佐的这篇作品，在口头传承的过程中，大约是不难演化为谢端故事或吴堪故事的。然而我们要说，就其主旨而论，这篇作品还没有脱离开有关神异变化和奇闻轶事的传说的范畴，它还没有进入到讲述人情世故的故事领域。 我称《邓元佐》这篇作品为过渡形态，并不是说螺女型故事是由此而发生的。如果作出这种推断，从时间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只是想说，根据这篇作品可能提供的思考来推断螺女型故事形成的历史进程，类似《邓元佐》形态的其他艺术文本，或许在螺女型故事定型之前，有可能曾经现实地存在过。我在本节开头所述的种种背景事例，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说明，这种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