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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便是尧舜本人，在当地民众的口头传说和信仰活动中，也更接近于常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比如尧王之所以访贤得舜，据说是看到舜耕历山时，用黄牛和黑牛犁田，舜舍不得鞭打牛，就在牛后面挂一个簸箕，牛走得慢了就敲簸箕，这样两头牛都以为鞭打对方而各自惕励(据说“威风锣鼓”就从此起源)。尧王觉得此人恩及牲畜，一定对百姓有仁爱之心，才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甚至舜的后母也被落实到走亲线路上的韩家庄，有意思的是，韩家庄人并不反感，他们认为后母确实对舜不好，但毕竟总还是“亲戚”，因而照样接待走亲队伍。更不用说围绕着两个神女，还有很多类似争大小之类的凡人苦恼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是獬的在场与皋陶的缺席。獬，在大传统里被看作是司法公正的象征物，是皋陶执法的得力工具。但在整个信仰体系中，被公认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清明大法官的皋陶并没有太多表现，他所在的士师村尽管与羊獬相去只有十华里，也没有加入走亲的仪式行列。反是獬在当地信仰中具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它是整个体系传说的开端。不过，羊獬村虽以獬得名，却只关注它的神异性，并以此牵连出女英的神异出身，它本身的政治符号尽管依旧存在(当地人也大多敬重其明辨善恶)，其实并不显眼。 那么，这是不是表明主流文化与民俗文化背道而驰、各异其趣呢?并非如此!从本质上说，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建构一个完美和谐的人间世界，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需要在国家的层面上考虑其现实功用，因而更关注政治制度之类宏大宣叙；后者不必负载这么重大的使命，他们着力营造的是村落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达成，在民俗思维里，最合适的莫过于建构出血缘化的“亲戚”关系了。但是现实的“亲戚”关系是固定不可更改的，于是必须求助于传说、历史和神灵，在更高更远的层面上，重新建构一种“亲戚”的纽带，然后回射到现实世界，就会产生更广泛更持久的效力。这或许正是该习俗最深刻的情怀和功能吧。 进一步说，主流认同的以炎黄为共祖的民族国家，又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思维呢?早在战国秦汉之际，为了替大一统格局寻找合法性依据，以便将迭经战争、充满恩怨情仇的不同部族人群更好地共存一宇，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努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史记》，在这部被公认为正史开端的伟大著作中，其开篇的《五帝本纪》，就是从各地、各部族纷繁的历史传说中遴选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来，并隆重地把他们说成是同一血缘，甚至紧接其后、被认为信史开端的夏、商、周各民族始祖，也被编织进了这一血缘关系的“族谱”之中，由此催发同根同缘的民族认同感。这一“族谱”，两千多年来都被主流认定，也被广大民众信奉，逐步形成了今日的中华民族及其内在凝聚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6-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