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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韵式 上述平行式是就句法程式的内容层面而言的，句法程式的形式层面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韵式”问题。样本所采用的韵式丰富而灵活，主要有句首韵、句中韵、句尾韵、连珠韵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古彝文可用的文字非常少（大约只有二三百个），所以样本中的“押韵”往往只能是“押字”。 （1）句首韵 “句首韵”是指相邻的几个歌行以相同的字打头，由于这些字的发音一致，客观上起到了和谐音律的作用。样本中句首韵的使用非常频繁，这是彝语故事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2）句中韵 “句中韵”是指相邻的几个歌行在句中同样位置出现相同的字，由于这些字的发音相同，客观上造成了粘连的音效。样本中句中韵的使用不像句首韵那样频繁，但也为数不少。 （3）句尾韵 “句尾韵”是指相邻的几个歌行以相同的字收尾，由于这些字的发音一致，客观上起到了协调音律的作用。 （4）连珠韵 “连珠韵”是指上一个歌行的结尾与下一个歌行的开头用字相同，这种粘连在一起的韵律听上去分外悦耳。 综上所述，样本的诗学建构是非常有特色的，具体而言就是各种程式的引入，这其中大致包括语词程式和句法程式两种。这些程式持续、高频的出现，最终完成了对文本风貌和文体特征的形塑。依据口头诗学的程式频密度（FORMULAIC DENSITY）理论，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择取的样本虽然已经文字写定，但仍在极大程度上遵循和保存着口头传统。换句话说，在样本的书面化过程中，没有或极少经过人为的修改，而基本是对口头吟唱的忠实迻录。我们知道，虽然彝族很早就拥有了文字，但彝文经籍的传承主要依靠“声教”和“听诵”，即通过“口耳”而非“手眼”来传递文化，这一点很可能促成了上述近乎“科学”的记录方式的生成。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程式在口头传统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洛德的研究告诉我们，正因为这些程式的参与，歌手快速创编故事才成为可能。可以想见，当一个歌手演唱《阿诗玛》时，他会下意识地运用上面提到的那些程式，使歌行如流水一般潺潺而出，而不必费心思索应该使用哪些语词或句子。譬如，在提到阿诗玛时，歌手会很自然地在前面加上“囡好”这个修饰语，对他而言，这是唯一可以用来修饰阿诗玛的语词；同样，在提到“说”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一句说”这个语词；而在需要表示数量多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采用“九十九”这个语词，虽然“九十八”或“一百”也可表达同样的意思。进一步说，如果歌手需要加强叙事效果，那么排比平行式就是很好的选择；如果他想推进情节发展，那么递进平行式的作用就会突显出来。当然，歌手也不会忘记用句首韵、句中韵、句尾韵、连珠韵等韵式包装自己的歌行，使之听上去富有节奏、流畅悦耳。或许，在读惯了书面文学的人看来，这种口头叙事太过单调，缺乏文学性和独创性，但程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俭省（THRIFTY）效果恰恰是口头诗歌最核心的特征，同时也是口头传统最集中的体现。 四、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民间叙事的“格式化”与民族志诗学 前文已经论及，《阿诗玛》的经典化主要是指为数不多的几个整理本的经典化，这些整理本包括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等人执笔的第一次整理本（1954年）、第二次整理本（1980年）和李广田执笔的重新整理本（1960年）。这些本子的出版使故事歌《阿诗玛》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所熟知和喜爱，在这一点上，《阿诗玛》整理本是功不可没的。如果仅仅作为文学读本，整理本无疑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本子——这已经为数十年来的阅读经验所证明；但就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而言，整理本的价值就需要重新检讨了。 在笔者看来，《阿诗玛》整理本存在的问题应当从田野工作和整理工作两方面加以检讨。前文已经提及，故事歌《阿诗玛》是由云南省文工团出面搜集的，搜集者带着十分强烈的倾向性和功利心，这就使搜集工作在尚未开始前就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具体的搜集过程更是问题多多，最致命的两条是采集方式和记录方式的不合理。我们知道，所有的口头文本都是在一定的现实语境下被讲述和吟唱的，《阿诗玛》也不例外。在婚礼上、在公房里、在山野中都可以听到《阿诗玛》优美的歌声，也只有在这些场合下，故事歌《阿诗玛》才是活态的、生机勃勃的。但在当时，搜集者们显然并未注意或者重视这一点，他们往往选择在住地或歌手家里进行采录，在场的除了歌手以外就是翻译人员和记录人员。殊不知歌手一旦脱离了习惯的演唱环境，缺少了与社区听众之间的交流互动，“表演中的创作”就沦为一句空话，歌手在这种封闭状态下讲述出来的故事或多或少都会显得呆板、僵硬。另外，由于搜集者都不懂撒尼话，翻译人员汉文程度又不高，文本的记录也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变通的办法是先由歌手用撒尼话唱一段，然后由翻译人员将其译成汉语，最后由记录人员笔录下来。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记录方式造成了两个不好的后果：首先，歌手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迁就翻译和记录人员，这无疑影响了他的演唱速度，进而影响到他对传统程式的使用；其次，由于其间经过了两重转译，歌手唱出的歌行和最终被记录下来的歌行之间已然存在差距。此外，搜集者也忽略了歌手在表演过程中的眼神、表情、手势、身体语言、嗓音变化、乐器技巧、音乐旋律以及歌手生平、学艺经历、表演环境等诸多问题。田野工作的种种失误最终影响了搜集到的口头文本的质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