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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谈谈什么是民族志。这么多年的教学和思考中，感觉到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这一概念。英文“ethnography”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ethno-”，在中文中译为“民族”，这实际上是不恰当的，比较贴切的译法应该是“文化群”。相应地，ethnology翻译为“民族学”也不十分妥当，其另一种译法“人类文化学”——研究不同人类文化的学问，倒是比较贴切。后一部分“graphy”的基本含义翻译为“志”，还可以。所以，ethnography的直接翻译应该是“不同文化群的志”。“文化群之志”是我们讲的“民族志”的一个更真实的含义。我们都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里，文化群的志当然包括不同民族、种族、各种族群的志；也包括了一个部落、村寨、公司甚至城市的志，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民族”志如果要取代所有这些文化群的志，这就有问题。当然，也有人讲用“田野志”，但“田野志”只强调了田野，或者还不如叫“文化志”。其实，叫什么名称也许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中文翻译，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它在说什么。1949年后，民族学在中国变成了少数民族学，研究汉族还不行，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这和对这个词根的误解有关。 格尔兹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中进行研究”，大家可以体会这句话。我的田野研究是在福建的一个村子，林耀华先生、庄孔韶老师的田野也是福建的一个村子，我们不是研究村落，那我们研究什么呢？虽然很多人类学词典里都这样定义民族志，说民族志是科学地展开文化现象的基本说明，但基本上不可能围绕一个民族去“志”。当然这个习惯用法很难改变。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文化群的志，我们必须明白这里边的含义。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既然讲文化群的志，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一群人的文化？这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如果文化都不明白，那还去“志”，志来志去就乱套了。民族志现在的基本状况其实就是这样。 二、谈谈田野、方法、理论。这就是我说的民族志的三足鼎立。首先，大家往往习惯将民族志与田野研究划上等号，其实这是误解。所以民俗学准备出三千卷的民俗志，但恐怕民族志连三百本甚至三十本也出不来。道理很简单，民族志不是一个简单的田野研究，下去弄回来一堆资料（我说的不是民俗志），拼在一块说这就是民族志，没那么简单。我为什么讲三足鼎立？田野、方法和理论在一个完整的民族志中缺一不可。像庄孔韶的《银翅》，田野是一部分，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它与林先生的《金翼》有一个对照。林先生用的是功能主义方法，这一点他在最后一章里特别强调了。庄先生用的是直觉主义的方法。这两本书在叙事方式、理论关怀以及使用的方法上都有差异，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感觉也不一样。任何一个完整的民族志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就田野来说，格尔兹的那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你种田的不一定是农民，你在田野的也不一定都是人类学家。不少学者已经显示了对后现代人类学的担忧，当代的田野工作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危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涉及到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所有的人都说我能做田野，包括传媒、新闻记者，下去做田野，回来就做篇报道，说这是田野研究。这里我为什么强调三足鼎立呢？实际上是说，你在田野种田的不一定是农民，农民是会种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人类学家就是会做田野的，但应该是这样的，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应该是会做田野的，而在田野的不一定都是人类学者。现在田野也是一个被滥用的地方，说我去过田野了，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人类学的田野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对田野的资料怎样去“志”？没有理论和方法的资料堆砌不是民族志，这一点很重要。大家可以去慢慢思索，人类学的田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用统计的方法去算几个数？这里有一个对经验的理解的问题。 第二，方法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因为已经发了，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多重复了。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强调的是民族志方法上的互补性。通过一个表格，列举了20个基本对立的范畴，包括功能主义的民族志与现象学的民族志，民族志的科学化与文学化，他者和本土，客位与主位，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等，当然你还可以列得更多。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方法上的互补。我们可能会去讨论描述和解释哪一个对，这个其实是比较幼稚的问题。就像物理学里讨论光是波还是粒子一样，现在这个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但怎样去互补共存，这是个方法的问题，在大量的田野实践中会遇到的问题。 最后，谈谈理论的问题。理论在民族志里是比较要命的。大家可以想象，下去田野，拿回资料，然后把它写成民族志，人家问你理论在哪儿？这是大问题。按格尔兹的想法，你要看这个学科是干什么的。民族志出来了，所有的理论都包含在里面，你读人类学所有经典的东西，里面都包含理论，是人类学的生命，那这些理论怎么写进去的呢？所以我们不要想象说民族志挺好玩的，下去弄点资料凑起来就完事，没那么简单。这个现在没有时间去详细地说，这个比较复杂，它有一套学科的训练，要求在理论的脉络中有所创新。 我跟铁梁说了，我不懂民俗志，但一听“三千卷”，就大致明白了，我理解民俗志是很重要的，它与民族志可以互补。它比较忠实地记录大量的现象和事件，这在民族志中是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换句话说，你民族志又是田野，又是方法，又是理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写出来？也很难面面俱到。但民俗志就比较方便了，如果三千卷可以做出来，那当然很重要。像泰勒、列维-斯特劳斯、弗雷泽的很多作品，都有对民俗的记载。这个太重要了，甚至比我们民族志还重要，因为我们写不出好的民族志，但你们能写出好的民俗志。所以，应该肯定民俗志的贡献，它应该与人类学的民族志形成一个互补。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