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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乡调查”的类型及其基本动因 从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人际对应关系看，“还乡调查”可以分为“直接型”和“间接型”两个基本类型。在实践中，田野作业往往是综合型的，不存在这种截然的区分与划定，也没必要作出这种区分与划定。 （一）直接型 “直接型”的民俗“还乡调查”，是指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存在血缘或地缘关系，并依靠这种关系，直接在调查点或对相关调查对象进行专业调查。“直接型”的“还乡调查”，可以在异地对特定的关系人进行调查，也可以亲自返回家乡进行实地调查。 “直接型”的“还乡调查”，第一个意念就是要找到特定的关系人。家人是最容易获取民俗田野资料的关系人，所获取资料的可信度也高。顾颉刚在回忆自己收集家乡歌谣和故事时说，“想得高兴，就从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渐渐推到别人”。（顾颉刚，2000：53－54）除了家人外，亲戚、同事、朋友和熟人等，都是较好的关系人，可以确定为搜集的对象。刘万章在搜集《广州儿歌甲集》时说，“搜集的方法：有的是从《广州日报》上剪下来的，有的是由在小学做教师的各朋友替我搜集的，有的是我直接叫几个善于唱歌儿的小孩唱给我听，而笔记的”。（叶春生编，2004：539）可见，不仅关系人可以利用，相关文献资料也是“还乡调查”的重要内容。另外，也可以家乡为采集点进行全面采集，并通过采集的资料对包括家乡在内的更大地域范围的民俗事象进行概括。张清水在搜集《海龙王的女儿》故事集时说，“集中所收的十篇故事，虽多流传最广、各地都有的故事，但我却是在故乡——广东翁源——采集的，故虽应说是《翁源故事集》之一，可是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故事集》之一”。（叶春生编，2004：2040） （二）间接型 “间接型”的民俗“还乡调查”，是指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但通过某种中介媒质人转换后，寻找到直接关系人，从而依靠这些关系人或通过知情的第三者开展调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关键在于能够找到关系人，并依托关系人找到调查对象。凌纯声、芮逸夫最初在湘西的调查依靠当地苗族学者石启贵，之后，委托石启贵继续从事调查，“间接型”就转化成“直接型”了。 （三）亲缘地缘优势 在田野作业中，亲缘和地缘优势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迅速建立信任感，是“还乡调查”之所以能够发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也是一个恰当的调查切入点。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能量与优势：1．确定关系人；2．建立信任感；3．进入调查点。 （四）中介媒质人 “中介媒质人”，是指在田野作业过程中，调查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寻找到的具备调查点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相关人员。通过这种“中介媒质人”，陌生人之间的田野作业可以转化成为亲朋乡党和熟人之间的密切接触。“中介媒质人”必须具备年龄、性别、种族、身份、性格、职业、心理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条件优势，并受上述因素的制约。从田野作业的实践看，这种“中介媒质人”大多为老妪、儿童、家人、同乡、同学、同事、朋友、亲戚、邻居和教师等。 其中，老妪在搜集民俗资料过程中的中介媒质作用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林惠祥说，“询问时应视人而定问题，或由问题以择人（因各样的人有各样的惯习。一般说来以老太婆的材料最为真确丰富，老太婆的口头传说有民俗学材料的宝库之称。所以搜集民俗材料时对一般老太婆更应格外注意，如获异宝然）”。（苑利编，2002：27）格林兄弟在收集《格林童话集》时，也多从老年妇女口头移录。钟敬文在谈到格林兄弟的这种采集方式时说，“这些故事大都是从老年妇人的口头移录下来的”。（涂石编，1998：246）柳田国男也说，“采集方法虽然也可以搜录现成的传说，但不如直接从当地老年人的口中听取那些毫无做作的倾吐之谈更好”。（柳田国男，1985：1－2）这大约与老年人性格趋于平和、社会经验和阅历丰富、容易接近等因素有关。 儿童、家人、同乡、同学、同事、朋友、亲戚、邻居和教师等类型的关系人，在调查中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要进行年龄、性别、种族、身份、职业、性格、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适当区分和定向选择。叶春生说，“基层文化馆和中小学教师对当地的民间文化比较了解，搜集时，可以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歌手和故事家，请他们提供采访线索”。（叶春生，1999：260）这说明，在民俗田野作业过程中，认定“中介媒质人”时，“中介媒质人”的职业选择也很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