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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秘史》以及遵循其史学传统随后撰写的《黄金史纲》、《蒙古源流》、《水晶念珠》、《阿萨拉克齐史》等历史文献和《喀尔喀法典》等著作中，都有关于蒙古民俗、仪式和民间文学的记载，这些记载对蒙古民俗学发展历史的探讨来讲是十分有价值的。 自从“蒙古”这一名称产生以来，蒙古国的学者和研究者们在最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这些出版物尽管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有各自的明确主题，但是与传统民俗相关的内容却不少。具体而言，这些出版物主要有：J•策旺（Ж.Цэвээн）著《达尔哈特、库斯古勒湖的乌梁海、杜尔伯特、霍屯（回族）、巴亦特、额鲁特、札哈沁、土尔扈特、和硕特、察哈尔、达里甘嘎、阿尔泰乌梁海、哈萨克和哈莫尼干的族源情况》（乌兰巴托，1934）；玛格斯尔霍尔赤（Магсархурц）的《七和硕那达慕》（乌兰巴托，1960），Ya•策沃勒（Я.Цэвэл）的《蒙古白食》（《新镜》报，1936）、《蒙古人崇尚的颜色》（乌兰巴托，1959），B•米希格道瑙伊（Б.Мишигдоной）的《射箭》（乌兰巴托，1960），G•巴达拉胡（Г.Бадрах）的《蒙古发展史之我见》（乌兰巴托，1966）等。蒙古著名政治家J•桑布（Ж.Самбуу）著《给牧民的建议》（乌兰巴托，1945）、《游牧人民的生活、习俗之我见》（乌兰巴托，1971）等著作包含了关于游牧生活习俗、仪式的十分新鲜而有意思的内容。 在B•仁钦（Б.Ринчен）院士的领导下，由多位学者合作编纂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语言学民族学地图集》（乌兰巴托，1979）首次就蒙古众多部族的构成、分布情况和他们物质民俗、精神文化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地图上加以详细标注。同时，作为学者和作家的B•仁钦先生还在德国出版了《蒙古萨满教资料》（三卷本，威斯巴登，1959，1961，1975）和《蒙古民间文学》（四卷本，威斯巴登，1960，1964，1972），这些著作对于研究蒙古民间文学、文化遗产、早期信仰和民俗方面都具有非常珍贵的学术资料价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Sh•纳楚克道尔基（Ш.Нацагдорж）、B•希伦梯布（Б.Ширэндэв）、Ch•达赖（Ч.Далай）、Kh•伊希扎木苏（Х.Ишжамц）院士和G•贡格尔（Г.Гонгор）、Ч•珠格德尔（Ч.Жүгдэр）、S•巴达玛哈坦（С.Бадамхатан）、Kh•宁布（Х.Нямбуу）、G•策仁汗德（Г.Цэрэнханд）博士等曾经在蒙古人的族源、历史方面撰写出十分优秀的研究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就蒙古民俗方面援引了与各自研究内容相关的历史资料。G•贡格尔博士依据文献研究的许多著作，对公元8—17世纪的喀尔喀部族及其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G•贡格尔博士在其具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喀尔喀史纲》（两卷本）一书中对蒙古诸部族的名称、各部族的分布、迁移和部落民俗的历史演变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使得喀尔喀部族历史的总体面貌得以清晰。 Kh•伊希扎木苏院士在《蒙古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主义的形成》（1974）这本著作中，在论及当时统一国家的历史时，专门思考了文化、信仰和习俗等方面的问题。Ch•达赖博士在《合木黑蒙古国》、《也客蒙古国》和《蒙古史》三部著作中，对当时的历史问题、其中的文化和民俗问题运用了前人尚未接触到的中文原文资料，这无疑是这三部著作的卓越之处。与此同时，在研究蒙古萨满教和信仰的著作中，Ch•达赖博士的《蒙古萨满教简史》（乌兰巴托，1959）可以说是一本开先河的著作，它对古代和中世纪萨满教的神灵偶像、世界观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S•巴达玛哈坦博士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蒙古诸部族的著作，他为蒙古系统研究民族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专业民族学家，在《库斯古勒驯鹿人生活情况概览》（乌兰巴托，1962）一书中，他对蒙古化了的突厥语族的唐努•乌梁海人，即以驯鹿为生的森林狩猎者的生活、居住情况、居住方式的起源及其演变、游牧民俗、信仰、萨满教习俗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深入研究，引用了前人研究中没有使用过的资料；而他在另一部著作《库斯古勒的达尔哈特部族》（乌兰巴托，1965）中，对达尔哈特部族的族源、所经营的畜牧业、狩猎业和渔业习俗、居住、服饰、装饰品、饮食、家庭和婚礼习俗、民间文学、游戏、民间艺术、萨满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他还对乌布苏省的主体部族阿尔泰乌梁海、明嘎特部族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特别关注了他们过新年的仪式和婚礼仪式，使得他们的民俗文化特点进一步明确。1968—1970年间，他还对位于中央省、东戈壁省和中戈壁省三省交界处的孛尔只斤氏喀尔喀人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孛尔只斤氏喀尔喀人》一书。在这本著作中，S•巴达玛哈坦博士论述了乌布苏省阿尔泰乌梁海、明嘎特部族的历史、生产、经济和精神文化的特点，其中尤其对孛尔只斤氏的庆典习俗进行了阐述。他所撰写的内容包含了与所有蒙古人的庆典仪式、民间文学相关的有价值的见解和总结。在蒙古人的传统文化、蒙古包、居住情况、民间习俗、仪式、音乐和狩猎等诸多方面，D•迈达尔（Д.Майдар）与L•达里苏伦（Л.Дарьсүрэн）合编的《蒙古包》（乌兰巴托，1976），D•迈达尔的《蒙古历史文化遗存》（乌兰巴托，1982），Y•纳顺巴拉吉尔（У.Насанбалжир）的《蒙古生产传统与革新》（乌兰巴托，1978），B•索德诺姆（Б.Содном）的《蒙古长调》（乌兰巴托，1954），P•浩尔劳（П.Хорлоо）的《蒙古诗歌的抒情特征》（乌兰巴托，1981）、《蒙古民俗索引》（乌兰巴托，2004），Kh•宁布的《今日蒙古习俗》（乌兰巴托，1976）、《蒙古民族学》（乌兰巴托，1992），G•巴图纳森（Г.Батнасан）与Ch•阿日亚苏伦（Ч.Аръяасүрэн）合著的《公社成员的游牧与定居问题》（《民族学研究》1972年第4期），G•策仁汗德的《合作社牧民的生活》（乌兰巴托，1981）、《农牧业合作社成员的家庭》（乌兰巴托，1972）、《蒙古人的族源•文化•民俗》（乌兰巴托，2005）（两卷），Kh•桑布拉登德布（Х.Сампилдэндэв）的《民俗，社会主义的生活习俗》（乌兰巴托，1980）、《蒙古婚礼歌谣的种类》（乌兰巴托，1981）、《牧民的民俗传统》（乌兰巴托，1985）、《蒙古人民的教育学经验》（乌兰巴托，1993）、《蒙古家庭习俗》（乌兰巴托，与纳顺图古勒德尔Насантөгөлдөр合著）、《蒙古妇女的传统礼俗》（乌兰巴托，2006），S•杜拉姆（С.Дулам）的《达尔哈特萨满教的传统》（乌兰巴托，1992）、《蒙古象征学》（第一卷，数字象征学，乌兰巴托，1999；第二卷，色彩与方向象征学，乌兰巴托，2000；第三卷，形象与符号象征学，乌兰巴托，2001；第四卷，梦境象征学，乌兰巴托，2002）、《库伦四座山的祭祀与象征》（乌兰巴托，2004）、《蒙古萨满仪式》（乌兰巴托，2002）、《永恒长生天的祭祀与信仰》（乌兰巴托，2002）等研究著作的出版，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这众多的资料、见解不仅通过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了全体蒙古人民，而且它们还对蒙古文化、民俗和民族学研究做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贡献。蒙古国学者和研究者们共同完成的一卷本和三卷本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五卷本的《蒙古史》，从各个方面研究了从远古到当今的蒙古历史，其中也不乏对蒙古各部族的民俗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论述。与此同时，蒙古学研究者共同编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和三卷本的《蒙古文化史》（1999），通过与文化史相关的多个方面解释了蒙古民俗的多种形式。 在著名民族学家S•巴达玛哈坦的领导下完成的三卷本《蒙古民族学》（1987年至1999年陆续出版）是在一套完整的体系内研究蒙古国民族、部族的族源、生活习俗、文化、仪式的优秀著作。该著作的第一卷侧重介绍喀尔喀部族，第二卷介绍了卫拉特部族，而第三卷则侧重于介绍布里亚特、巴尔虎、乌珠穆沁、达里甘嘎、图瓦、驯鹿部落、图瓦、牧人哈莫尼干等部族。在作者所介绍的与这些部族历史、文化相关的有价值的研究性总结和见解中，尤其对男子三竞技、春节、婚姻习俗、庆典习俗、信仰、游戏、亲属关系、育儿习俗、教育人民的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阐述。 在蒙古民俗研究方面，蒙古学者们所完成的这些著作清晰地展现了其传统特征和当今形态。今后在继承和发展这项研究时，我们要在整个世纪内保护民族特色；从游牧生活向定居文明转移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以自己民族文化遗产为自豪的爱国之情，我想关注到这些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文章来源：新巴尔虎左旗党建网2007-1-18 14:40: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