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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的一次定性评估，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关键词] 民俗复兴;日常生活;文化公民;文化科学 [作者简介]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一、“新的驿程”：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 钟敬文先生在1987年把自己的一系列关于民俗学的论文结集出版，标题是《新的驿程》。[1]此时正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转折点，钟敬文先生的标题既是表明中国民俗学从“文革”中断后走过了一段恢复的路，也表达了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俗学下一个阶段的期许。“新的驿程”既是客观地指走过的路(新近所走的路)，也是主观且热情地指出将要走的路，也就是倡导“走新的路”。钟先生的这一指示后来明确以“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相号召。[2] 就在新的驿程开启之后，我于1988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钟敬文先生的学生张紫晨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并在二位先生的指导下，在1991年完成《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学术取向》的学位论文[3]。在我自己看来，该论文是对钟敬文先生的“新的驿程”的理论表述，一方面以“民”和“俗”的概念演变叙述了民俗学的学术史，另一方面，对民俗学应该是怎样的学术进行了论证。学术史的叙述虽然占据了较大篇幅，但是真正的立意还是在于呼唤一种新的民俗学。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民俗学一边前行，一边反思自己的道路，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的学术史评述论著。从张紫晨先生和王文宝先生各自的《中国民俗学史》[4]，赵世瑜的博士学位论文《眼光向下的革命》[5]，到刘铁梁在1998年发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1990年代的学科史论著分期、分阶段清理了中国民俗学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学术史回顾主要是申明当时的民俗学工作是有自己的历史来路的，学科积累的基本文献、主要人物和研究范例已经与当下的研究衔接起来。这些学术史回顾，或明或暗地指向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中国民俗学就算是恢复起来了。不过，刘铁梁的文章虽然重在对现代中国民俗学进行分期，但是在结尾部分呼应了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倡导，并乐观地看到，中国民俗学正在“进入一个真正发展的阶段”[6]。 等到进入“新世纪”，人们才更容易以新的眼光看见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实绩。这个时候，学者们一边肯定学科的具体进步，一边着力探讨中国民俗学应该如何克服问题往上提升。[7]民俗学的一些开拓性的经验研究著作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它们还没有在学科话语中成为代表中国民俗学的新主流。 二十年是一代学人成就自身的时间。就在“新的驿程”开启二十年之后，一些民俗学者陆续著文评估新一段“走过的路”，对中国民俗学的各种进步予以“划时代”的评定。2008年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心态和中国学术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十分积极地看待自己。民俗学界很快出现了一系列学术总结的文章，对中国民俗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充分肯定。[8]我在2008年发表《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国民俗学的两个关键转变的完成：“从知识生产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来说，中国的民俗学是在学人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很驳杂的‘民俗研究’中得以专业化的。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俗学是从偏重文史的人文学科嬗变为社会科学的”。 [9]这两个转变以及它们在国家的学科体制上被安排的位置被用来证明中国建成了自己的民俗学。而刘晓春的文章也是通过学术范式的成功转换而间接地支持中国民俗学已经走完了一段“新的驿程”。至此，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历史总结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是，相比于钟敬文先生“新的驿程”的双重含义(走过的路与要走的路)，我们的论述还少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2013年，户晓辉、吕微和韩成艳先后在《民俗研究》发表了关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从特殊人群向普遍公民转化的文章[10]，他们在民俗学同仁的经验研究中看到了这个变化的轨迹，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理论上论证了这种转化的应然性和中国民俗学由此可以达到的前景。理由在于，当“民”被认知为公民的时候，“民”就从现代国家要排斥或教化的异己转化为所信赖、所依靠的“有机”(葛兰西意义上的)份子，民俗学也就有机会从文人的好古之学、猎奇之学转为现代国家经世济时的基础学科，因为具有“公民身份”的民是现代国家的文化之根和权力之源，现代国家之成立端在“民”作为公民之成立。由此，中国民俗学被引入一个开阔的发展地带。民俗学从长期研究属于边缘的“民”，一下子转而面对普遍、普通的公民，于是，另一个“新的驿程”呼之欲出了。为了与钟敬文先生的时代命题相区别，我宁愿称之为“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