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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民俗学的方法更新 中国民俗学的理论更新和价值转换，必然带来新的研究方法的实验与传播。做文化遗留物研究，文字资料具有优越的价值，因为在古籍中最好找到历史资料，研究者不需要到现实生活中花钱花时间调查。即使这种学问被质疑，还是不一定就能够自动促使学人走向田野作业。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成为约束的条件，民俗学人才可能感到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去。田野作业成为学科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即兴为之、偶然为之。 生活世界和生活文化，在中国民俗学界成为基本的概念的时候，参与观察生活过程的田野作业就成为与之搭配的不二方法。钟敬文先生讲民俗学是“现在学”，那么，它为什么是现在学呢?怎么才能够将现在(现实)作为学问的对象呢?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就能够做到这个学理上的支撑。生活世界是活态的，也是包含整体的和过程的，这些都构成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内在约束，由此我们能够理解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年轻一代民俗学者普遍选择以蹲点的方式开展自己的田野作业，用民族志的文本承载自己的民俗志研究。 中国民俗学的新一代学人尝试多种调查方法，写出多种“民”与“俗”之关系的民俗志论文，至今尚在探索之中，一时并无定式。从我的师兄师姐开始，他们和我一样感受到方法创新的需要。郭于华、张铭远在1990年、1991年完成民俗学博士学位论文，都是通过在全国多省、多点考察的采风方式获得研究资料，分别完成了关于丧葬和生殖崇拜的论文。[19]我的师兄师姐实际上已经转向以实地调查为依据进行专业研究了。不过基本上来说，这个时期的实地调查还大致属于一种改进了的采风。当我在博士学位论文里论述转向民俗生活的时候，既是受到他们的感召，也是基于对他们的调查方法的局限性的不满足。对于民俗生活的整体研究，需要现代社会科学通用的田野作业，也就是我们通俗地称为蹲点调查的方法。后来的年轻学人逐渐把调查地点集中在一个地区、一个村社，从而每人都有自己专属的研究地域和领域，使自己成为能够把特有的地域与领域捆绑在一起的经验研究专家。安德明、刘晓春等人在1997年、1998年分别完成祈雨禳灾习俗和宗族乡村社区生活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已经是扎根在特定的乡村(以特定的村社为中心)进行比较长时间的田野作业了。[20]杨树喆在这个时候开始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选择没有多少案例资料的壮族师公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必然要走进田野，依靠田野作业，全程参与一个师公班的活动。不过，他在2000年完成的文本写作还是以分类概述的方式为主，把完整、生动的案例描述作为附录放置在文末。我们可以从他的例子看到，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与文本策略都处在转型阶段。[21] 这个时期的研究已经明确意识到作为“俗”的具体承载者的“民”及其地方社区不可再被虚化的新方法论，民与俗及其真实时空都被具体的描述呈现在作为研究成果的文本之中。后来巴莫曲布嫫以自己的史诗田野研究为例，归纳民俗学研究者要关注的五个在场[22](民俗传统、演述事件、受众、演述人、研究者)，凸显了民俗学经验研究的新方法论要顾及的几个主要方面。 不过，民俗学长期有一个虚化处理资料的具体地点的民俗志传统，也就是用区域内各地的民俗资料编撰、合成一个代表这个地域的民俗整体的文本策略。一些年轻学者在方法上的探索结合了传统民俗志的文本策略和田野作业的资料方法，开拓着另一种民俗志经验研究的范例，如王杰文和岳永逸在2004年分别完成对伞头秧歌的研究和河北赵县庙会的研究，虽然他们都是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但是都不聚焦一个村社，而是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专题现象所涉及区域的多个村庄[23]。这种经验研究的文本最有经典民俗学研究的味道。 田野作业的规范性的不断增强，以及文本呈现的模式的不断探索创新，在学科外部是受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史的方法的影响，在学科内部则是或明或暗对《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关于生活文化研究的整体性的倡导的呼应。大致看来，把田野作业地点选定在特定社区的个案研究在2000年以来逐渐形成趋势甚至主流。民俗学的此种个案研究着力处理一定民俗事象在一个地域内的表现，田野作业都需要选定一个地域，但是在地域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上有侧重不同的选择。它们都必然以实际的社区为中心呈现研究对象，但是对于社区范围的选择有村社、乡镇，或以庙会等专门民俗事象的传播为范围的较大地区。其中，以村社为中心的范例，可以举祝秀丽在2002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于辽宁省一个村子的故事讲述活动的个案研究[24]，而张士闪在200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乡土社会与乡民的艺术表演》主要是对小章村竹马的民俗与艺术的研究[25]，西村真志叶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是在燕家台村基于对村民长期的参与观察来开展对“拉家”的体裁研究[26]。以乡镇为对象范围的范例如林继富200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以长阳县都镇湾镇为地域对象、以几位故事家的叙事传承为中心。而以特定的民俗事象，尤其是以庙会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虽然可能涉及较大的地域范围，但是因为事象及其活动过程的整体性比较便于把握，是民俗学的经验研究比较多地选择的调查对象和文本呈现方式，从吴效群较早完成的妙峰山庙会研究，到刘俊起对豫南盘古庙会的个案研究，再到王立阳对于保生大帝信仰的研究[27]，代表着此类对象界定的便利性和优越性。具体的地域空间就意味着现实的人群，从2000年前后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经验研究对于“俗”的观察越来越紧密地与具体村社的“民”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这里谈的是地域如何在文本中出现，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指涉的是具体的“民”的在场。归纳起来，这些案例的集聚为中国民俗学在方法上完成了处理“俗”与“民”的合一的历史转变。而以前的民俗学范式是把“民”进行模糊化处理的，“民”一般不需要以具体时空中真实存在的人出现。 在民族志方法成为民俗项目的个案研究的标准方法之后，年轻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个案研究成为展示他们的方法理念和田野作业训练的最佳舞台。众多的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民族志文本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例如，乌云格日勒的成吉思汗陵祭奠研究，戚晓萍的二郎山花儿会研究[28]，王瑛娴的杨柳青年画传承研究，桂慕梅的天津天后宫街区文化遗产的研究，宋奕的柳林盘子会研究，宋红娟的西和乞巧节研究，都以生动而完整的个案呈现了各种民俗成为主流社会的正面价值的过程以及具体项目的文化传承状态。他们的调查方法与叙事方式的开拓与创新真正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变迁，通过各有特色的文本，发现、展示了民俗学的学术与大时代和主流社会的建设性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