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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的道德 如果说去了解一个异族群的文化的行为是有道德可以规范的，那么我不会认为纯粹学术式的“探索”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从音乐人类学、或者说人类学诞生时起，西方的意识形态就一直占据着他们对“异文化”的描写。在福柯的笔下，这是一种知识对另外一种知识的占据。换句话说，学术性的田野调查，大多是为了把某个文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然后重新按西方式逻辑定义它。于是，当地人的一切，哪怕是最悲伤的情感也成为了学者笔下的“有价值的”素材。 这正是杰拉德告诫的事情：在你没有真的在感情上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的时候，就不要盲目去录制你不熟悉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留下那些录音和照片，无非是为了取悦他人，或者作为自己事业的垫脚石罢了。一次“有良知”的文化调查活动，应该建立在参与了社区的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杰拉德便是抱有这样的理念而开始他的实践活动：他不愿意成为一个只知道录音和索取的人。杰拉德在当地组织校外的音乐课程，帮助愿意学习宗教音乐的人用民族乐器演绎一些基督教歌曲，从形式上保存了一定程度的传统性。杰拉德还学习演奏不同的泰国古典乐器，并跟随老师参与社区广播的制作。这些活动都帮助了他取得本地人的信任。 杰拉德在1972年返回美国，从此开始在美国的学校教授宗教音乐和东方音乐的课程。他并没有因为这段音乐采集经历而成为混在学术圈的学者并出书立著。也没有像其他“自命不凡”的音乐人类学者一样把自己的录音交给出版公司从中拿取“该得的一部分”。相反，他把这些录音捐献给了几个收藏录音的机构，并且希望任何想了解60年代泰国北部音乐文化的人都可以听到这150卷磁带。 回忆起他在60年代在泰国的时光，杰拉德说他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他的录音记录基本包括了泰国北部各个阶层、各种历史门类的音乐。第二，他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音乐：这6年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间，通过这样的田野经历他也让当地的人享受到了音乐的快乐。同时，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录音者”而失去自省。 他承认自己曾经犯过的一个错误，是用金钱买了一个乐者的乐器，他从此告诫学者：“不要试图买别人的乐器，他们仅仅是因为缺钱，才会舍弃乐器；而你，仅仅因为有钱，才去买乐器。乐器终究应该属于懂音乐和善良的人。”(来源：南风窗) (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