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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国风．桃夭》 《诗经．国风》中的《桃夭》三章，为2500余年前民间婚嫁时女伴送新娘出门所咏唱，祝贺新娘归于夫家必子孙兴旺，如鲜嫩的桃树花开果结枝繁叶茂。近人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1]。颇感惊喜的是，2007年2月，我在莆田孙村参加村民婚礼时，竟还听到源自《桃夭》的现场祝辞──“撒帐东方甲乙木，木旺于春桃生萼。其叶蓁蓁成并茂，之子于归桃李绿。” 文化在偏乡孙村如此绵延的传承，当归功于村人常讲的“旧例不可削，新例不可创”。 孙村所谓的“例”，乃是民间事关敬神拜祖、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的成规，相当于李安宅先生讲的“民仪”（mores）──“一切民风都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使用着，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候，它就变成民仪。直到民仪这东西再被加上具体的结构或肩架，它就变成制度” [2]。“例”不象风俗习惯那样容易移变，却也不如制度那样具刚性约束。其实，孙村并非世外桃源。虽然没有人愿在主观上削旧“例”或创新“例”，但剧烈的社会变迁及悄然的民风（folkways）转化无人可挡，“例”的移易难免发生。问题是，在社会变迁、文化断裂及社会记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下，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为什么在社会整肃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可“例”行如初，而在社会相对宽松的后毛泽东时代却“例”变不已？ 一、毛泽东时代行古“例”──守护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 直至今天，孙村仍称“新郎”为“成人”，称“新娘”为“新妇”。这样称呼并非方言所致，而是深契儒家传统对婚姻的主张。 《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处女（女在父家称“处女” ）出嫁，不仅是为（个）人妻，而且是为（家）族妇。瞿同祖先生说：“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我们自不难想象结婚之具有宗教性，成为子孙对祖先之神圣义务” ，“从家族的立场来讲，成妇之礼的重要性是远过于成妻之礼的”[3]。传统婚姻的这一性质，也可以从古人对婚礼的程序规定上看出。这套程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庙见[4]。而这些程序的完成，无不是以家长的名义举行。即使是在“亲迎”这一环节上，儿子也是承父命将新妇迎下轿的──父命子道：“往迎尔相，承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拜答曰：“敢不奉命”[5]。洞房花烛夜，新妇只是实现了为人妻；欲成夫族之妇，尚须于次晨沐浴候见舅姑；三个月之后，更须对祖先行“庙见”之礼，始“成妇之义”──算是生为夫家之人，死为夫家之鬼。若新妇不幸在这三个月之内病故，该给个怎么说法？孔子回答得很干脆：“示未成婚也”[6]。 婚礼的这套繁密而隆重程序，即便是在传统社会，也不可能在乡里一一落实，如朱子《家礼》为民间嫁娶简便计，只要求行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四礼，且并纳币、请期为一礼。瞿同祖先生评论道：“礼不下庶人原是因繁文缛节无论财力上人力上都有未逮，所以不能备礼，有倾向于从简的趋势”[7]。孙村本穷乡僻壤，从简的情形乃情理所在。不过，哪怕在物质再匮乏、“反封建”声浪再高涨的毛泽东时代，孙村人还是努力守住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将婚姻视为繁衍家族而非子女个人前程之大事──是“成人” 、“新妇”而非“新郎” 、“新娘”，并在婚礼之“例”上予以铺陈彰显。 孙村“乡老”回忆道[8]── 毛泽东时代破迷信，唯独婚、丧这两项没人敢出头“打限”（取缔），不然，那会激起民愤。结婚是喜事，大家都想“做闹热”（营造热闹气氛）。58年秋“食食堂”（指人民公社大食堂），什么东西都归公，结婚酒（席）办不成。59年5、6月食堂“下放”（解体），“逐祖”（各家各户）又恢复办结婚酒，讲是不论如何得办给“亲情大细”（亲戚朋友）“一嘴食”。可惜“五八化”（58年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所有“古物”（指民间礼仪之用的器具）都给“销出”（搜查出），某些场合（指某些礼仪）办不像，“后尾”（后来）渐渐简单化。时代是新时代，古“例”还是照走。 在毛泽东时代，孙村的嫁娶还是流行“聘金” （brideprice）或“相换”（换婚）[9]。议婚阶段，照“例”履行“放订”（放订金给女方，相当于传统的“纳币”，也相当于今天的订婚）、“开日子”（续付部分聘金，同时通报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此相当于将传统的“纳吉”及“纳币”合二为一）及“看日子”（付清聘金并确定嫁娶日期，相当于传统的“请期” ）。毛泽东时代孙村人的婚期一般确定在农历十二月中下旬，婚礼持续三日，以完成传统婚礼的繁多程序。 第一天晚上的酒席称为“送礼瞑”或“上头瞑”（“瞑”指夜晚），招待携礼前来道贺的“人客”（客人）。孙村人所谓的“人客”并非指朋友，而是指有血缘关系的表亲及三代之内的姻亲，即“亲情”。“亲情”携来的贺礼是一块“布联”（大约一丈长三尺宽的花布），但 “亲情”的贺礼并非针对新婚夫妇，而是送给婚礼人家的一家之长。“送礼瞑”宴毕，这些“布联”以送礼者与婚礼人家家长的尊卑及亲疏关系[10]，依次挂在厅堂两侧的土墙上，每块“布联”上都有用别针别上的“表轴”──在一块长条形的红纸上，书有送礼者的名字及送礼者与受礼者的关系，如“舅孙吴金福新婚志喜 外甥林文洪敬贺”。从“表轴”的落款方式可以看出，婚礼的主角并非新婚夫妇，而是一家之长，因为结婚并非青年人个人爱情的结晶，而是家族昌盛的大事。外人通过观看“布联”上的“表轴”，即可知道婚礼主人家的社会关系的格局。所以，携礼的“亲情”总是谦卑地对主人说“啊，没什么，只是拿来让人称呼一声”。事实上，某些因家境贫寒而买不起“布联”的“亲情”，只是临时借来一块花布挂上，婚礼毕即取下还人。 “送礼瞑”子夜时分，主人请来剃头师傅，为待婚男子举行“上头”仪式。“上头”仪式其实为古代的冠笄之礼，如《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男子行冠礼，象征成人。待婚男子常不满二十，但在乡间，成婚意味着成人，故结婚前夜须行冠礼即“上头”仪式。孙村人因此将某人结婚称为某人“成人”，将“新郎”称为“成人”。“乡老”介绍，从前男子梳辫，由剃头师傅略加修剪后将辫子盘起，并戴上一顶官帽，上有“龙珠”（彩色绒球），并用红毛绳连成一圈[11]，故称“上头”。后来剪了辫子，但还是请剃头师傅来“上头”，没有了官帽和“龙珠”，而代之以当时时兴的礼帽，帽筒上仍然有连成一圈的红毛绳。婚礼期间，“成人”都得戴着这顶上了头的帽。2007年2月，我在孙村访问了老剃头师傅阿坤，问他在毛泽东时代给“成人”剃头的情形。阿坤说── 许当时（那个时候）给人剃“成人”头大有讲究，鸡未然啼的时候事先叫一个“四目全”（父母健在）的人给“成人”在“新妇房”（洞房）梳头，梳了头，“寡”（我）嘴衔一支镊子，镊子夹着一支蜡烛，寡人走巡圈光线照，用用功剃头，不许第三人在场扶烛。剃了头吃点心，一瓯面，两个碗，表示明年生‘打捕仔’（男孩）。尾了（最后），还得有一个人陪“成人”困（睡觉）“新妇房”，反正天将光，寡就齐躺下，冬天五更早，常常给尿急醒无处拉，“新妇房”的夜壶（尿壶）是不准使的。 次日早上为“上头早”。“成人” 挨家挨户邀请同宗姓的人来“食上头饭”，让族人见证其“成人”。这顿起于早上的酒席一般迟至中午方告结束。下午，同宗兄弟十来人结队到女方家里去搬嫁妆，同行的还有一位族中“阿嫂”（即伴娘，也必须“四目全”，即其父母及公婆都必须健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