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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范围、目的 本论文以20世纪前66年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以及相关人士所从事的实地考察为对象，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探讨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背景下呈现出的考察者的观念、方法及其考察的成果。并探讨它对于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建设意义和对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中，为了参照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生存状态以及实地考察的不同方法，本论文还单列出一章介绍和评述了部分外国人在中国所做的相关工作。 当然，我首先要解释的是有关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提法。作为相对的英文翻译，即Ethnomusicology in China。有人也许有疑问，Ethnomusicology作为一个学科名称，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而本论文的范围却从1900年开始，是否不够确切？实际上，在一般的观念中，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可以分为19世纪末的比较音乐学时期和20世纪中叶开始的民族音乐学时期。而后来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将其学科的最早文献推至1578年Jean de Lery（一位加尔文教的牧师）对巴西音乐的描写[2]。我无意追究西方民族音乐学自身历史溯源的理由，也不反对中国有学者将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创始，从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算起[3]。我的考虑并非就称谓与学科或学术流派作过细的分殊，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提法也许更带有实用性的色彩。今天的ICTM（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其聚会者以及主题亦皆以民族音乐学冠名，而民族音乐学作为学科名称也逐渐被中国的学者接受。这倒也不是非要与“国际接轨”，因为事实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话题是多样的，涉及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国乐”“民间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传统音乐”等等研究，也完全可以民族音乐学来做学术上的交流。而在这个提法下，各不同历史时期的倾向性和特点也都可以保留其称谓。更重要的是，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建设，与这些历史时期的积累根本无法分割。即便我站在今天的民族音乐学学科立场上，也会将视角投向历史的那一端。就像西方人寻找那位加尔文教的牧师一样。 本论文的初衷，原在20世纪的整体梳理。但就资料收集的情况来看，20世纪后20年，虽然在时段上与前66年不对称，但其理论、方法和成果却完全可以另辟一“章”。1900年到1966年的这段历史，虽然西方的相关学术，比如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也对音乐界产生过影响，但当代民族音乐学及其实地考察作为系统的学科理论尚未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有助于我们更为集中地探讨它的学术传统。尤其在广义的角度上看，中国人对本民族或民间音乐的实地考察，可以追溯至先秦的“采风”。无论是“采诗”制度或是“乐府”的机构，以及文人的个体采编，皆可视为一脉。尽管在历史上，当这种“采风”属于官府行为之时，它是显性的；而面对所谓正统礼制的禁锢，这种关注又会因乡野鄙俗不登大雅之堂而遭贬斥。但无论是显、还是隐，这些传统在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中没有中断，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整理运动的另一道景观。直到“五四”，在西方思想的启蒙下，如何挖掘民族文化之源，以重新孕育和振奋民族精神，成为了一代知识精英们的共识和实践。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实践并不仅止于部分的学者，它形成的是一股社会的思潮，其潮涌的力量，推动了传统学术的转型。 在这个转型中，音乐的面相又是怎样的呢？上个世纪后20年中，音乐学界将中西关系、雅俗关系、古今关系列为中国音乐的世纪大题，这三大问题如果确实是历史的某种症结，它又形成了何样的轨迹与纽结？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视野，关注的往往为受西方专业音乐思维模式影响而产生的“新音乐”的历史。而1900年以前曾经“一统天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却一直被冻结成“过去”，就像“冰箱里的果酱”。如何将眼光重新投向传统音乐在20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正是当代民族音乐学迫切关注的问题。而本论文试图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者在20世纪对传统音乐实地考察的足迹，来做一个侧面的尝试。至少它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撰写“民间文化书”的一段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