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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的问题 本论文既选择了20世纪前66年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就涉足了这一学科早期发展的历史研究。“述往事，思来者”，这是中国人普遍熟知的一种信念。但如何去述往事呢？如前所述，对实地考察的研究，在西方民族音乐学领域一直没有中断。这方面的研究也与其学科母体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实地考察研究相一致。因此，其学术脉络和话题的变迁非常清晰。但中国学界，1980年代之前，几乎未见将实地考察本身作为独立的学术问题来研究者。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面，真正以调查报告作为成果的现象也不多见。学者们的实地考察工作，往往淹没在概论性的论文中。因此，本论文的研究需要面对史料收集和问题思考的双重任务。好在近年来，沈洽、乔建中、伍国栋等学者，就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都做过不同程度的回溯和总结。这些文论提供了学科历史的脉络，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 除了部分研究成果提供的资料外，笔者的资料来源还包括另外的两个部分，一为不同时期的期刊、著述，以及相关事件的未刊文件、包括手稿的文献检索；一为通过访谈当事人进行资料的积累。当然，在对资料梳理的过程中，笔者也深深感到，如果只是按照编年的顺序去罗列或叙述史料，未必就是历史真实的反映。而如何通过史料去发现问题，去认识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实地考察的实践。 从时间上看，这一个历史时段距离我们并不太遥远。但那些事件、人物和文献，对相隔不过两、三代的我来说，却是那么模糊。因此当那些笔记、手稿、文献逐渐于阅读的过程中清晰，当那些受访的前辈进入历史的回忆，我知道自己无法仅仅做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我开始通过阅读和那些前辈们对话，杨荫浏和刘天华为何不同？为何有些前辈将目光投向民间的歌唱？有些前辈却把目光聚焦于以器乐乐种为代表的“传统音乐”上，并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为何延安的民歌运动曾经被片面地高扬，而在20世纪末又趋于边缘和淡化？……这些是仅用史料排序的编年所难以回答的。历史的时间决非均质的流水，尽管每一个时段都有相似的行为及其事件，比如民歌记谱和改编，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段的意义是不同的。因此，历史的时间往往呈现出因某些密集的事件所形成的张力，或某些平淡的光阴导致的松弛,历史的叙述需要面对问题的解答，从而探求那些历史事件（行为）背后的思想。它使我们穿越编年（chronological）的时间和事件，去深入地观测它、透视它、并延伸它，进而拥有一个时间的经验(experiential views of time)方式[12]，并转变为历史叙述中的经验的空间。这也是本论文选择以编年与个案分析的方式来叙述这段历史的原因。 正如恩格斯早就说过的那样，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3]。这是历史事件被解读的基础。但对历史的解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立场，即便同一个人，对同一段历史，也存在着不断解释的可能。因此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人们记忆中的学科发展的‘过去’，正是以‘现实’为基础，是在不断地解释的过程中被不断地重构的”[14]。而作为解读者，则在这种参与重构的过程中，成为历史的介入者，历史的“参与观察者”。 比如，就王光祈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而言，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读。大陆的学者，如沈洽等人将其视为先驱，主要是基于民族音乐学学科自身的渊源。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而王恰恰是中国倡导比较音乐学的第一人。而海外有学者，如杨沐，也正是基于学科自身，认为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学恰恰是以本土研究为主体的，并未接续王的比较音乐学，为什么要以王为先驱？那么，是否有可能换一种解读？将王的音乐学研究和理想置于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与传统中考察，而不是强调他作为西方学术的传播者或代言人？笔者在论文中稍稍做了一点尝试。 再有，对1950年至1966年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也有一些学者以“共产主义”政治的压力作为解读的框架，对那个年代的大陆民族音乐学研究倾向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杨沐有关形态学倾向是对政治压力的回避的推测；冯文慈有关杨荫浏的“防范”心态等等。然而，历史的行为是多层面的复杂体，它很难用一种漫画的笔法去勾勒。比如，有关形态学问题就有一个反例，即贺渌汀的单纯技术观点，才是第一个被批判的呢。因此，对于提出的问题，我们只能再借助于史料的反复阅读。那个时代，“音乐研究所”作为学术的一个重镇，开展了那么密集的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是谁为从王光祈开始就孜孜以求的对中国传统音乐收集、整理、研究的理想提供了平台？我在翻阅当时学者们的笔记和通信时，常常禁不住感动。在阅读湖南普查的原始笔记时，我曾读到曹安和在讨论会上说，我们要更虚心地向地方同志学习，要尊重他们。但是今天刘局长（湖南的）介绍情况的时候，李某某同志在剪指甲，表现不好。从史料看，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枝节问题。但它却让人感到1956年，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真诚地眼光向下。但就此一条，也会有不同意见：那也许不是主动的改造，而是被洗脑；或者，那是反右尚未开始……。然而，思考往往就是从这些未必写入历史的枝节开始的。政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在与学术相遇的时候，有时是重合的，有时是交叉的，有时是矛盾的。这种不同的关系，对相遇的双方来说，都将有不同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在进入历史时，需要考察个人的心灵、群体的观念以及思想的缘起和影响等等关系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