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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婚时代”及“后黑婚时代”的“例”变 在孙村这样的偏僻角落，毛泽东时代的整体性社会改造运动其实并未彻底改变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仍然得以维系并在“例”上得以践行就是明证。当然，这与毛泽东时代鼓励生育或者不限制生育的政策有关，但不要忘记毛泽东时代同时也盛行“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高调。所以，我们或许需要适当修正被高估了的政治运动对乡村社会冲击。 倒是“后毛泽东时代” 的社会及经济政策对孙村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带来的冲击远甚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或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因为“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及经济政策直接针对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生育的强力压制与处罚，孙村人想尽办法规避、逃避处罚，以致于放弃行之千百年的宣示成婚的“例”（其实，这也可视为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仍拥有巨大生命力的另一种表达）。而更致命的冲击是，在面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可能遭受“倾家荡产”式处罚的危险之际，为了不连累大家庭中的其他兄弟，村人选择了一旦结婚便马上分家并远走异地谋生的策略。大家庭的分离（或大家庭生命周期的缩短）及核心家庭的离土离乡，致使基于两个大家庭之间的、姻亲关系中的“例”遭受折扣、出现变异并趋于式微。在此可借用阎云翔在讨论当代中国的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时的一句断语：“在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展的各项社会改造里，计划生育大约最具戏剧性，影响也最为深远。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城乡中国人的私生活都有了彻头彻尾的变化”[3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计划生育政策日趋严厉地在乡村推行。在基层，以罚代管乃常见现象。依照孙村所在地的“土政策”，早婚者（男未满二十三岁、女未满二十一岁成婚）罚款五千至一万元，未满间隔生育（若第一胎为女孩，允许其生第二胎，但须间隔四年）罚三千至五千元，超生一胎罚一万元。为了形成“土政策”的威慑力，“计生工作队”对违规者家庭频频突击施暴──拉猪牵羊、抓人（哪怕非当事人）扒粮、卸门砸屋。村民的应对策略是：将婚姻及生育转入地下，为了最大程度地封锁消息，连专业媒人也免了， 而由可靠的亲戚充当业余媒人[33]。 孙村人将未履行任何婚嫁迎娶之“例”的婚姻称为“黑婚”──悄悄谈婚论嫁、闪电结婚、不摆酒席，年三十天黑时“新妇”过门团岁，年初一大早新婚夫妇即南下珠江三角洲从事小本经营（孙村一带具地缘行业特色的金银首饰加工）。至于成婚之后姻亲关系中的“走仪”，也一并削免。当然，也有极个别依法定年龄结婚的，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计生工作队” 的紧盯及“黑婚”家庭的议论，也跟着免去婚礼，只是在中午办了一顿简单酒席，以示明媒正娶──是“红婚”而非“黑婚”。 近三五年来，国家在计划生育的宏观政策上有所调整并趋于缓和，加上2004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导致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下降，计划生育政策在孙村的威慑力不比从前。另外，近年来村民经商获利增加，已不在乎交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罚款。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出经商者众，孙村原先的社会边界已模糊并外移，跨地缘、跨血缘的商业上的朋友关系已成为孙村年轻一代主要的社会关系，他们之间的人情往来已日益频繁，而举办婚礼、大摆宴席、接受亲朋好友的道贺，正好是他们展示面子和积累社会资本的良机，以致在2007年春节期间，有位已经施行结扎手术且生育了六胎的男子，广邀亲友在家大摆宴席，声称给自已补办“结婚酒”。此可称为“后黑婚时代”──虽未足婚龄但也要明媒正娶，并尽可能恢复乃至创新在孙村消失了足足二十年的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 二十年当然会导致“文化记忆”的模糊，若借用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模糊的可能只是以潜在形式存在的“文化记忆”，而以现实形式存在的“文化记忆”──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的可用部分，并不存在模糊或中断的问题[34]。孙村在“后黑婚时代”里有关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变，其实就是村人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文化记忆”中可用部分的结果。在孙村人“当今利益尺度”的衡量之下， 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变表现为：从原先的重在表达对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的尊崇转为对个人（“成人”本人或“成人” 之父）面子或社会资本的累积；原来极具特殊性和象征性的“走仪”，越来越向“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乃至“横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馈赠”转化。 孙村本来流传着一句“古语”（俗语），叫“旧例不可削，新例不可创”。村人“土坯”说── 凡乡里事、乡例，如结婚、生子办酒（席），都得请亲戚邻居白食一顿。削旧例会被人讲，说汝食别人家了，轮到自己就不给别人食。因此不能削。新例也不能创，创了，往后别人得后面跟，会被人说就汝最有面子，如此时行。 请村人白吃一顿婚宴或满月酒乃是一种馈赠，受馈赠者若家有喜事不反过来请白吃，馈赠者有意见，为免欠人情，故旧例不可削。而若想创新例（如请一户一人改为请全家），会引起社区成员（村里人）的意见，因为这会增加他人日后操办喜事时的经济负担。由此可见礼物交换的确不仅仅是建立个人关系的个体策略，而且是“支配小规模社区环境中社会行为的交换规则”[35]。不过，如果社区的社会边界不清楚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我向“乡老”请教“为何现时的乡里人敢削旧例创新例”，“乡老”不无平静地说── 现时的人反正没什么叫“规格”，古传统古习惯都无所谓了。“例”是削还是创，主要看人。财祖的人（富人）削例还是创例，就被人说这样做大有通（变通得有道理）；塌鼻的人（穷人）削例还是创例，就被人说这样做是不是急棺（省钱置棺材）？ 剃头师傅阿坤也道出类似的看法── 那当然是有社会地位、有家庭经济力的人正敢创新例，人家估计以后有能力还礼。社会地位、经济差的穷苦人家，就拘拘束束。现时社会发展，大家生活水平提高，斤斤计较的人少，新例也可创，旧例也可削。 其实，在今天人员急剧流动、社区边界模糊的孙村，削旧例的动机主要是怕麻烦，换句话说，那些不带来扩大个人“面子”而平添麻烦的例被削免的；而创新例的动机主要是扩大个人“面子”，换句话说，只要能让自已脸上有光，宁愿创新例添麻烦。孙村的年轻人常说，没朋友没“面子”，没“面子”没朋友。他们所说的朋友主要是业缘上的人际关系，包括与自已有业务往来的同学。在此，朋友关系即黄光国先生说的“混合性的关系”──“既不像血缘关系那样不可分割，又不像工具性关系那样‘合则来，不合则去’……在混合性的关系网内，交往双方平时必须互相给面子或照顾对方的面子，以维持彼此间的情感关系”[36]。而按金耀基先生对“面子”的分类，此处的“面子”主要是指其“社会脸面”（social face）──跟个人社会成就有关，而非“道德脸面”（moral face）──跟个人平日操守有关[37]。孙村“乡老”说“现时的人反正没什么叫‘规格’”，隐约含有“现时的人”只求“社会脸面”而无心于“道德脸面”之意。 现在再来看看在上述社会环境变迁及个人行动逻辑之下，孙村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变情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