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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者与龙牌会 龙牌会发展到今天，龙牌会能有现在的影响，学者的介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学者的介入给龙牌会一种认可，使组织者认识到龙牌会的价值，从而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去组织活动，由过去的无意识到现在有意识地保存并传承这种民间信仰仪式。 在关心龙牌会的学者中，河北省文联的刘其印先生是十分突出的一位。刘先生过去曾主编《民间故事选刊》，正是在他主政杂志期间，使这份杂志在民间文学界声誉雀起。刘先生还是河北省民俗学会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至今还担任着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龙牌会是刘先生在乡间调查时发现的，从1991年开始，他连续八年在龙牌会期间到范庄进行调查，并从1995年起，与中国民俗学会联合组成考察团，组织全国的学者来范庄调查，并引起了英国、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外学者的关注，把国际友人也带到了范庄。 在今年龙牌会期间，我曾就学者与龙牌会的关系请教刘其印先生，刘先生却讲了下面这段话：“过去的龙牌会只有一天，二月初二上午接，下午送，后来节期延长至四天，从二月初一开始。对于这种变化，我是今年才知道的。所以他们的活动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另外像龙牌。过去的龙牌比较小，1米多高，宽大半米，是用薄板做的。1996年收了六、七万块钱（香火钱），烧包了，要重新做龙牌，就在赵县找了个老雕刻家，花了多半年的时间，给雕了现在这个龙牌。现在这个龙牌气派了。共花了两万多。龙牌做好了，找我去了，我说你现在找我干什么，我不主张你们花两万多块钱搞这么排场的龙牌。”接下去他又说：“不过，我们也要顺乎民心，老百姓需要干就叫他干去呗。”刘先生的话反映出学者与民众对待民间文化现象的不同态度。作为学者（尤其是民俗学者），希望民间文化保持得越原汁原味越好，希望看到的是纯正的民间文化；而实际状况呢，民间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所谓的“纯正的”、一成不变的民间文化是不存在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你就不能要求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民众的生活再保持原来的样子，变是必然的，不变是相对的。刘其印先生所讲的龙牌会的状况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近几年，由于来考察龙牌会的学者逐年增加，刘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每次都安排来调查的学者与龙牌会的组织者进行座谈。我有幸参加了今年的座谈会。与会学者畅所欲言，从各自的学术兴趣点出发大谈龙牌会，我听了确实很受启发。不过，不知道参加座谈的龙牌会的代表们是否听懂了这些专家的高论，而且给他们发言的机会太少，也是美中不足之处。有人告诉我，龙牌会随着学者的介入每年都发生变化，尤其是这次学者的建议，可能在下次的龙牌会上就成为现实。给我说这话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实际上，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做具体分析，哪些建议被采纳了，为什么被采纳，哪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为什么不被采纳，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发现学者和民众对待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从中了解民众真实的思想。对于专家的建议，民众自有其去舍的尺度，有些学者的建议也确实值得斟酌。比如有的学者提出龙牌会的程序、仪式应该规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龙牌会供奉的神应该按照其所属系统重新排列，等等。言者虽是好心，但听者务必需要慎重。像龙牌会这种活动，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传承，至今不衰，其程序、仪式自有其内在规范，虽然这种规范未必像学术规范那样合理（学术规范的合理性也时时会受到冲击），但它长期以来被民众所遵循、所延续，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做的是去发现这种原有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以己度人，试图去改造些什么。对于龙牌会等中国民间仪式，王铭铭教授曾有精辟论述[6]。至于神灵的排列，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神灵概念与学术研究中的神灵体系差距极大，初涉民间信仰领域，你会有一种芜杂的感觉，但我们民众可以几千年奉祀如初，这自有其存在的基础。我甚至怀疑，我们习惯上对民间神灵按儒道释等体系所进行的分类，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种分类在实际信仰中本来就不存在，而我们学者却要把民间信仰活动中原有的神灵排列按照自己的观念再予以改造，这岂不成为笑谈。 从龙牌会归来，第二天就接到范庄打来的电话，问候归途顺利，诚邀明年再去。是的，范庄群众的热情接待令我难忘，龙牌会浓郁的乡土气息使我陶醉，我还会再去范庄，还会再访龙牌会。 1998年3-4月初稿，1998年12月初改定。 注释： [1]刘其印：《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 [2]武留栓等：《赵县范庄镇“二月二龙牌会”的由来》，《风俗通》（内部资料）1991年第1期，第36页。 [3]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42页。 [4]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34至43页。 [5]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43页。 [6]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读书》1998年第2期，第59至67页。 （本文发表在《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署名“陶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