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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既有文本的使用问题。 “三套集成”作为既有文本，是本轮讨论中被提到最多的。安德明质疑“当你在三套集成——比如某个省或某个县的谚语集成中，发现一则或几则被作为纯文本记录的谚语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想要全面了解某些谚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及应用情况，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告别了田野的你，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施爱东回答：从既有文本出发，指的是从既有文本中发现问题，提出设想，带着问题和假设到实地去，也即“文本－－田野”，而非“田野－－文本”。我们常常责难三套集成的可靠性，但个别永远是无法完善的。我们不必责难个别，当我们有了大量阅读的时候，个别就被淹没了。我们要的是从大量文本中总结规律，寻求模式。只有把握了普遍性，然后才有资格谈特殊性，当我们未能建立模式的时候，我们的眼中就永远只有个别。 6、 “田野”前瞻：Field study 安德明认为“田野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并不只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巴莫有更详尽的说明：“‘田野’作为一种特定的学术空间为多个学科所共享，其方法论在积累了不少专门的经验之后，也在逐步的检讨过程中开始走向学理性的建构与抽绎。在国际民俗学的圈子里，以往多用fieldwork （田野作业），而近年来在参考平行学科或其支学方法论的同时，更多地吸纳民族志访谈、文化写作等相关的学术经验之后，也渐渐地达成了某种共识。fieldwork已经逐步被并置到了field study（田野研究）之中。这一并置为过往的田野作业法输入了某些新鲜而深刻的理念。” “田野研究意味着一俟田野开始，研究也就开始，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其工作方向是从桌面到田野，而非仅仅是从田野到桌面。这就要求我们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论争还涉及到语境概念、真实性、普查模式、抽样调查、对话与倾听、人文研究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研究策略等许多问题，无法在此一一罗列。学术论争也注定难有胜负结果，但论争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变得更清晰更明确，而人们对此一问题的认识也会变得更多维更深刻。正如陈建宪论文标题所示，他一直在文章中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仍需要田野作业，但必须改进方法与目标。我们不仅需要通过田野作业去积累事实，更需要从日益增长的事实材料中，去发现事物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然后再回到田野中去加检验和修正。这样，田野作业就不再是目的，而是理论建设的一个环节。”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