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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格文]民俗与民族志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劳格文 参加讨论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50年前,1966年的夏天。1967年,我获得了密西根大学的学士学位,旋即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一年。在莱顿期间,我开始学习古汉语,读了《孟子》,也读了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的著作,两者都让我上了“钩”,使我迷上了中国文学。1968 年的秋天,我考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正是中国文学。在哈佛读书的几年,我兴致勃勃地选修了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和冯梦龙的《三言》等多门中国文学课程,并于1972年顺利通过了三个方向的口试:詹姆斯•罗伯特•陶伟教授(JamesRobert Hightower) 主持的中国古典文学方向,韩南(PatrickHanan) 教授主持的中国通俗文学方向,与余英时教授主持的中国先秦哲学方向。
    到我写完有关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的博士论文时,我已爱上了中国文学与哲学,尤其喜爱《庄子》,为此还写过先秦哲学史的文章。但一直到197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我都对中国宗教和民间文化一无所知。
    1976年初,我移居法国,进入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师从康德谟(MaxKaltenmark)教授和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教授,他们是当时西方学术界唯一研究中国道教史的教授。正如我多年前撰文所说的,他们开设的课程振聋发聩,因为它们使我意识到,我在哈佛对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理解是多么有限,甚至抱有偏见。我下决心从头再来,于是我又花了15年的时间,埋头于中国道教史和道教仪式学习中,我一方面钻研道藏;另一方面还到台湾等地去做实地田野调查。
    为什么我曾经心仪于道教哲学,却被道教所吸引?我想,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一是道教的内丹说让我觉悟到,中国人拥有自己的精神超越方式;二是道教的斋醮仪式向我揭示了那些繁缛冗复的仪式对于中国社会构成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反思从前受新教的影响对仪式产生的偏见。道教仪式和道教的精神修炼牵引着我走近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核心,这种力量远远大于《庄子》。随着岁月的更迭,调研的深入,我还认识到,我之所以被中国强烈地吸引,正在于她的差异性,她对我来说始终是神秘的,我要通过了解她而了解我自己。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差异?并且,我们虽然如此不同,是否可能也有共通之处?
    1987年,我发现,台湾北部的道教是由福建东南隅的诏安县传入的,而且是位于诏安客家地区聚居的腹地,这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新的转向。我来到福建,到诏安和漳州各地做道教仪式调查。我很快又觉察到,道教仪式的地区差异很大。中国地方文化变幻无穷的复杂性让我感到困惑,我开始试图理清脉络。自1989 年起,我开始就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区别做近距离的观察。从1992年起,我与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彦杰合作,后来我们成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我又与多人合作,大家共同出版了30卷本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
    2006年,我60岁,决定再做最后一个项目。我想去中国的“另一个地方”做研究,于是就选择了徽州。徽州有士商联盟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明清社会文化的缩影。我的问题是:徽州与客家地区有何不同?我是否能迅速看出两者属于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抑或两者迥然各异,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民间文化”的概念?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都写在近年出版的五卷本徽州传统农村社会丛书的《民族志导言》里了,这是我与徽州本地合作者和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共同完成的工作。同时不无巧合的是,最后一本关于客家的书仍与杨彦杰合作而成,调研的地点还在诏安,1987年我在此地不无冒险地开启了中国农村的生涯,转瞬就是将近30年。
    在此似有必要就本书中使用的基本概念略作交代。为什么我将近年撰写的一些介绍田野调查成果的文章称作“民族志”?因为我要与王振忠教授的“历史学导言”区分开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是,我使用“民族志”的概念是要回避“人类学”一词。人类学是一门具有自己的理论问题的学科,我对这些问题有兴趣,但是我不愿意把它们带入田野。我做田野作业的目的是要描述。描述什么呢?描述“民俗”。在我看来,“民俗”的概念要比“宗教”等术语涵盖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包括婚丧嫁娶、社会组织,乃至经济活动等,巨细无遗,可谓生活中无处没有民俗。宗教和经济一样,也有很多民俗。
    谈到民俗,我要重温一段记忆。我第一次去北京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的时间是在1997年,那时钟敬文先生还健在,我有幸与这位年逾九旬的中国著名民俗学家邻坐。报告进行了3个小时,他自始至终地坐在座位上听讲。报告过后,他跟我谈了与我的导师康德谟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见面的往事,这位十分“年轻”的老人还与我们共进午餐。我在去北京师范大学之前,就已经听说钟先生正在参与主持一个令人震惊的“中国民族民间十大文艺志书”的庞大国家工程,后来我又从他的助手董晓萍教授那里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治学经历,我认为,他是一位学问和人品都令人敬仰的真正伟大的人,我为能与他共度一个上午的时光而深感荣幸。
    (原载于 《民间文学论坛》2016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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