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传统民俗文化与当代民众生活方式及生活文化的学科[1]。民俗学以造福民众为学科基本宗旨，致力于调查、研究、描述和记录不同地方或族群人们的生活文化及其诸多形态，进而分析其机制和原理。中国民俗学的起源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及“五四”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自20世纪20年代从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诞生以来，至今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若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邻的学科相比较，民俗学却经常被认为缺乏理论性，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受到质疑。当前，中国正在全面迈进小康社会，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急剧方式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也形成了醒目的时代潮流，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提出了急迫的需求，也带来崭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才能迅速地提高中国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如何才能尽快地积累起大量的实证研究经验与成果并逐渐提升其理论性，这些都已是中国民俗学者当前不能回避、并有能力承担起的责任。 国家与民俗：中国民俗学必须直面的基本课题 中国民俗学的“民俗志”撰述活动有一个颇为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大都把“民俗”定格或固化为清末民初或民国年间。这种倾向意味深长，其背后潜在的一些有关民俗的假设很值得深入探究。它似乎可以说明，中国各地的“民俗”恰好是在中华民国作为近代国民国家(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兴起和成长的过程中被发现和定义的[2]。大体上，截止目前仍有很多学者依然沿用着这样的民俗观。 与上述民俗观密切相关，民俗学者们曾热衷于民俗的“残留说”、追求原初性与本真性(实质主义)、重视民俗的原生态、强调民俗文化的纯粹性。在建构民俗学学科而逐渐形成的以固定的民俗分类为特点的概论、概说和原理之类的框架里，通常都是把乡土、民俗理解为自在于国家体制之外的世外桃源。长期以来，民俗学者描述和归纳的乡俗社会或民众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田园风光式的、寄托浪漫情怀的、令人怀旧感伤的，却有意、无意地无视或回避了国家与民俗的关系这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民俗学者常倾向于把民俗描述成为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此种情调直接影响或妨碍民俗学者对民俗做更为深刻的洞察，因为真正纯粹的“民俗”，主要只存在于浪漫主义民俗学者的想象之中。 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远离喧闹的城市去乡下的村落访问或调查时，很容易错觉那些村落社会似乎是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社会。但是，随着调查和访谈的深入，倾听村民的讲述和深入观察村落社区的生活，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国家的存在，亦即所谓“国家的在场”[3]。构成中国民俗、民间文化之主要载体或基础的地方乡村与村落，确实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律性，往往可以相对地独自拥有或成就一个生活世界的形态。但与此同时，它们和外部、周边均发生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关联，并且总是被组合进某种形态的国家体制之内，成为国家基层组织结构的一环，或是其基础，或是其末梢。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运作中，往往忽视民众的文化生活传统，甚或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定义为“迷信”，贬斥为“落后”，把它们看作是需要予以改造的对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各民族、各地方的民俗往往是在被置于与所谓现代化、发展等范畴的对比之中得以解说的，例如，在有关现代化的论说谱系中，民间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就很容易成为科学的对立面和迷信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新兴的国民国家为了实现全体国民的整合，又必须致力于“国民文化”的建设，而要建设国民文化，自然也就无法回避如何面对被视为传统的民俗文化这一关键性的问题。特别是当国民国家的凝聚、认同和团结迫切地需要以国民文化的实现予以支撑时，乡土传统和民俗文化又往往会被看作是中国文明或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源泉[4]。于是，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被动地、被迫以现代化为指向的新兴国家的意识形态当中，由于不同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心不同而往往致使民俗与传统逐渐地具备了两重的属性：一是把民俗看作是封建、迷信、落后的“四旧”，是应该被摈弃的和应该予以克服的“负”遗产;二是又把民俗或传统理解为民众生活情感的结晶与历史性的创造，进而也往往会把它们当作是“民族精神”得以依托的“故乡”或祖国文化的源泉。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大凡涉及民俗的文化政策与社会政策，基本上都是在上述两种认知悖论之间钟摆式地动摇，30多年前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5]和眼下大范围、大规模的民俗文化复兴，便是上述悖论的显而易见的例证。 无论是把民俗看作是国民文化建设的资源或依据，抑或是把它看作国家进步的包袱或阻碍，民俗都会在国家的文化体制与社会公共政策中反复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和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国家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民俗文化进行的定义和再定义，如什么是“不文明”或“迷信”的，什么是“健康”或“积极向上”的等等，这事实上就构成了对民间文化的强力干预。正如鲁西南地区以“书本子”[6]为代表的传统女工文化的整体性式微，实际上与20世纪50-60年代的扫盲运动、书本下乡及持续展开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密切相关一样，旨在追求现代化和以建设“文明”的国民文化为宗旨的各级政府往往通过普及法制、义务教育、计划生育、推广普通话等政策或运动，直接、间接地导致了许多传统形态的民俗与文化走向了没落。 国家一直在通过努力地推广学校教育体制等方式，试图把每一个人都培养(社会化)成为合格的具有爱国心的国民。于是，在乡村，学校教育就逐渐地切断了地域社会里民俗文化传承(民俗化)的链条。然而，即便是在现当代的中国，人们在作为“国民”之“民”的同时，往往还同时又是地域社会和乡俗传统里的“民俗”之“民”。民俗既然是人民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国家管理国民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制度就有可能遭遇到“民俗”之“民”以各种“俗”的方式所进行的反应，其中包括回避、消解或抵触、对抗等。70多年前，国民党人曾在广州市进行的风俗改革就遭遇过挫折[7]，还有近20年来北京市和国内很多城市围绕着春节期间禁放鞭炮的争议和反复等等，都一再说明国家若无视民俗，就可能会出现各种社会及文化的问题。 近十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史、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学术研究中出现的趋势之一，便是重视国家与社会、尤其是与所谓“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这类趋势的背景和机缘颇为复杂，其中包括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和出于对国家各种体制改革的预期[8]。在我们看来，其在中国的形成可能还与由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走向有关;正是这些变革和变迁，使得国家旧有的社会和文化管理体系诸如机制和方式明显滞后，从而面临着进一步改革的压力。然而，民俗学领域对于国家与民俗、同时也是对于国家与文化、国家与人民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尽管可以在上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但基本上还主要是从民俗学自身的学术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的课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民俗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国家与民俗之类课题的觉醒和新拓展。在德国，民俗学对曾与纳粹合作的历史进行了清算与反思[9]，从而促成了民俗学的现代转型。慕尼黑学派的“历史民俗学”揭示，民众生活非常强烈地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关系，深受政权与法律的影响，并出现了文化传统上的转变和断裂[10]。比慕尼黑学派较晚出现的图宾根学派更加关注现当代社会的问题，其代表人物便是赫尔曼·鲍辛格。美国民俗学者丹·本-阿莫斯在为鲍辛格的名著《科技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鲍辛格将民俗研究导入当代社会，直面当下社会的变迁，剥去了对民俗的浪漫情思和对传统生活的美化;其民俗学观念之一就是民俗的非民族化，认为这才是现代社会对待民俗应有的态度。民俗曾被当作是一个民族立国之本，但鲍辛格则认为，作为正确论析的前提，必须低估民俗的民族意义。为此，他倡导将民俗研究作为一种分析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而非发掘国家民族地位的工具[11]。显然，若要真正做到如鲍辛格所说，反倒是需要民俗学者对于国家与民俗之类的课题有深刻的自省和警觉。在美国，由于对“美国的”和“民俗”之类术语的理解差异，导致究竟什么是“美国民俗”的问题曾经使不少民俗学者感到困扰[12]，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后来兴起的公共民俗学(或译公众民俗学)在民俗学的应用领域里与联邦及各州政府的密切合作，以至于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州属民俗学者”[13]。此外，美国民俗学者有关美国认同、文化民族主义、民俗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都有不少重要的成果[14]。在日本，民俗学很早就被目为是一门“新国学”，它也一直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日本民俗学对于政府致力于民俗“保护”的政策曾施加过很多影响，与此同时，民俗学者对于“政治和民俗”的关系也持有颇为明确的认识[15]。针对国家致力于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多种政策实践，近些年来有不少日本民俗学者开展了批评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有针对涉及民俗、民俗文化遗产和民俗博物馆的文化政策的研究[16]，也有试图在民俗学的学科体系中纳入“国家与民俗”这一分析框架的尝试[17]。 不言而喻，国家与民俗的关系，也是中国民俗学理应关注的理论性课题。中国民俗学者往往是在“采风”的政治文化传统的谱系或其文脉的延长线上谈论国家与民俗的关系，例如对于“民俗与国情”的论说，便是如此[18]。同时，中国民俗学者也并不讳言通过民俗学去整理和研究民俗文化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使民俗文化能够裨益于当代国民的文化生活，也是为了要增强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感情[19]。进入20世纪90年代，年轻一辈民俗学者对于此类涉及国家与民俗之关系的课题更加关注，并出现了不少基于实证的调查与研究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俗学会与北京民俗博物馆于2005年2月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不仅意味着中国民俗学的课题意识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已颇为明确地把国家与民俗、把政府的文化行政与民众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的关系视为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