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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潇硕士的论文“国家权力与春节习俗变迁—家庭实践视野下的口述记忆”，集中探讨了春节习俗的变迁以及国家权力在此种变迁中所曾经发挥的影响，其中包括直接和强力的行政介入。作者通过口述史的方法，分别展现了国家在改造春节时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通过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破旧”，另一个便是通过对公共活动的设置和宣导“立新”，作者指出，虽然国家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春节的意象，但民众通过家庭却尽可能地保存了有关春节的传统仪式及意义。徐赣丽教授的论文“当代节日传统的保护与政府管理”，贵州省台江县苗族的姊妹节为案例，描述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政府是如何积极地参与管理甚至是“主办”当地的民间传统节日的，她对地方政府介入民间节日的动机、意图和导向及其在传统节日保护中的作用和得失利弊等问题均进行了必要的探讨。作者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政府深度介入民间节日操作的情形下，实际上也就形成了节日的两种模式亦即官方组织的和民间自发进行的，而在其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日本学者松冈正子教授题为“羌历年与国民文化”的论文，则对另外一个也是由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政府——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羌族“传统新年”——羌历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构成羌历年之前身或其基础的羌族民间的秋季祭山会，原本是以祭奠山神之类的宗教性活动为核心而展开的，但其在政府主导、主办的羌历年中却基本上被淡化了，正因为如此，目前仍有不少羌族民众对这个新创的羌历年不大能够接受。作者认为，所谓羌历年的创制，实际上是将民族认同置于国家认同(国民文化)的框架之内的一种尝试。韩国学者张长植教授的论文“韩国国家节庆假日与传统岁时风俗之变化”，展示了韩国自1885年采用公历之后出现的新年与春节之间的尖锐对立，指出直至1985年把春节确定为国家节日之前所曾经发生过的争议表明，此前只依据公历实施国家节假日的做法明显违背了节日文化应有的生态。作者认为，依据公历实施节假日制度导致韩国岁时风俗被简化，进而也导致某些传统节日趋于衰退和消亡。张教授最后指出，有必要把节假日的制定方式从国家单方面制定改为以多种途径来确定，特别是应该促成地方政府考虑把本地区的特定岁时风俗也能够制定为具有地域性的节假日。 第二组5篇论文，集中探讨民俗学的另一个传统的课题领域即涉及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的有关问题。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论文“民俗的国家化与国际化：斯库科拉夫特的‘吉希-高森’个案”，通过对一个印第安人口承文学的文本个案的分析，深入和细致地探讨了口承文学的采集和文本处理中复杂的语境化过程。作者指出，文本产生于本民族的语境之中，它经过讲述、采集、转述和活字化等程序而逐渐地脱离了原先的语境，并被“重置”语境，每一次脱离语境，同时又都是重置语境和再次文本化，反复进行这样的过程，文本就从本土、本民族走向了国家化(称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与国际化。日本学者樱井龙彦教授的论文“被发掘的与被利用的“神话”——地方开发中传统文化的作用”，以中国浙江省德清县三合乡为例，细致地考察了流传在当地的防风神话和相关传统之被发掘、利用和再发现、再创造的全过程，颇为清晰地论述了传统在现代化背景下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之中，政治权力、地域社会、学者及文化精英、媒体和民众所分别发挥的作用。作者指出，基于现实功利的目的而对神话传说的采集、整理和研究施加人为影响，将使民俗学的学术研究面临质疑。 中国各地民间的口承文艺拥有非常丰富的形态和传承模式，西北地区的“花儿”主要是通过自发的“花儿会”得以展示和传承的。徐素娟的论文“国家对民间文化的参与和民间文化的再建构——对甘肃省莲花山‘花儿会’的思考”，以自己的田野调查为依据，探讨了政府参与民间文化的过程与方式以及花儿这种民间文化如何在政府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实现重构或再建构的过程。作者非常重视花儿会这一花儿演唱的语境，在深入分析了以花儿会为纽带而连接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具体地揭示了政府通过“花儿歌手大奖赛”、举办“莲花山旅游节”、利用花儿会场景进行各部门的政策宣导活动以及直接以“公家”身份成为“掌柜的”[23]等多种形式对花儿会的介入，进而还揭示了花儿由此而发生的变化，诸如演唱方式的变化、歌手评价的变化、“政策花儿”的出现、商业性演出的出现等等。 和绝大多数体裁的口承文学形式均在现代社会发达的大众媒体和市场经济冲击之下趋于衰微有所不同，讽刺民谣这种民间口承文学的式样却在当代中国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刘祖云教授的论文“解读‘民谣’：对‘政风’的社会评价”，主要是从公共行政管理科学的角度，把在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流行颇广的讽刺民谣看作是一般民众对于作为行政主体的官僚体系之“政风”(行政作风)的一种社会性的评价。刘祖云教授认为，作为“民”对“官”的一种口碑式的评价方式，民谣反映了群众作为公共行政价值之评价的主体性。论文进一步指出，民谣对于政风的评价基本上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和偏于伦理性的，同时，由于此类评价具有颇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它所反映的各种问题很值得政府从民谣中体察民情、倾听民声和“审乐知政”。简涛博士的论文“民心就是一杆秤——试论当代讽刺民谣”也认为，当代讽刺民谣基本上是民众对于行政主体的一种特殊方式的价值评判，它以批评性、讽刺性、解构性等为特点，但与此同时，作者还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指出，讽刺民谣还是民众(主要是弱势群体)对于当代某些社会消极现象的共同讲述，是民众情感的表达和民众价值观及民间语言智慧的结晶。此外，简涛博士还深入分析了当代讽刺民谣的创作、传播及其作为语言艺术的价值等问题，并认为在这些讽刺民谣中实际反映着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如果从国家与民俗的分析框架来看，刘祖云教授和简涛博士的研究表明，民间社会和民俗并不总是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的定义、引导甚至切割、肢解，它实际上还总是在以各种形式和路径不断地对国家做出反应、反馈、抵制和反抗，民间讽刺性的时政谣谚正是民众以民俗的方式对“国家”(官僚弊政)做出反馈的一个典型例证。 第3组4篇论文，主要聚焦于民俗宗教和信仰祭祀仪式。陈志勤博士题为“传统文化资源利用中的政府策略和民俗传承”，主要是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地区利用信仰祭祀民俗的若干案例的详细分析，探讨国家和民俗的关系具体地亦即政府策略和民俗传承的关系。作者指出，在地方文化建设、发展经济和开发旅游产业等诸多努力中，政府经常利用当地的传统民俗文化作为资源，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现和尊重民俗传承人，如何在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建设中融入无形民俗文化的内涵，如何在政府策略中反映出地方民俗文化传统的传承性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宋颖博士的论文题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大端午：‘西塞神舟会’田野考察”，她主要研究湖北省黄石西塞山区所谓“大端午”上的“神舟会”，其本义是指组织端午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但同时也被用来指称由该组织牵头在每年端午前后所进行的为期长达40天的民间祭祀活动。作者通过对“西塞神舟会”的主要仪式、历史沿革及相关情况的田野考察，试图从民俗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把握其仪式内涵、文化价值和社会功用，进而探讨其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以及它所面临的现实危机。 王晓葵博士的论文“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以30多年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集中讨论了在此次重大灾害的善后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如何无视甚或抹煞民间丧葬和祭祀的传统习俗，而致力于营建以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意义陈述和记忆空间的。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国家权力、商业资本和个人(死者家属)之间围绕着震灾殉难者的纪念与祭祀，彼此间既对立又相互利用及融和等复杂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国家权力通过构筑公共纪念空间、举行纪念仪式及有选择地“征用”某些个人体验，把灾害事件的书写与叙述定形化，但由于无视死者“灵魂”问题的存在而无法满足个性化祭祀的民俗心理需求，因此，民间依然以变通方式保留了“烧纸”的传统祭祀。周星的论文“‘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试图说明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基本特征、中国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揭示国家政策对于民众宗教信仰生活的影响。作者认为，不应该把广大民众的各种民间信仰视为“迷信”，而应该将其看作是和所谓“普遍宗教”或“世界宗教”具有同等意义的“民俗宗教”;在对民俗宗教予以界定、对民俗宗教的相关问题予以阐明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讨论了民俗宗教与国家宗教政策的关系，指出应该在国家的宗教分类体系中增加民俗宗教，并进一步调整宗教政策，从而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民众信仰生活亦即民俗宗教也能提供合法的保护。 最后一组2篇论文，探讨的是民间习惯法的文化传统与国家法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张百庆博士的论文题为“‘为人’与‘懂事’——从一个华北乡村的社区研究看中国法治之‘本土资源’”，基于在鲁西南一个乡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作者发现了以“为人”和“懂事”为核心的一系列在当地社区具有深刻涵义的民俗概念，进而清晰地阐释和揭示了支撑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乡民人生意义的“社区人”的整个“民俗系统”。作者以这些民俗概念或民俗语汇所涵盖的地方性知识为基础，对有关中国社会及其法治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此文在分析“人”的建构与规范建构之间的关联，在说明国家“法治”与社区“礼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多有独到见解。周星题为“民俗、习惯法与国家法制”的论文，以在四川省大凉山的社会及民俗调查为依据，细致描述了旧凉山的民俗、社会组织及其法文化传统的基本特点，并论述了其在现代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延续与变迁。作者指出，大凉山彝族民众生活具有多重性的现实，人们生活在由习惯法和国家法制相互纠葛而形成的多元法制社会中，于是，在地方或民族的民俗及传统法文化与正在推进中的国家法制建设之间就存在着涉及文化摩擦的各种问题。作者主张从当地民众的实践中探索促成地方法文化传统与国家法制建设相互有所结合的空间与途径。 如上所述，本书收录了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多位民俗学者的专题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多具有较为扎实的民俗学实证调查的基础，同时也大都强烈关注现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各种现实问题，又都从不同的视角或方法围绕着国家与民俗这一课题展开了富于理论建设性的思考。编者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提高中国民俗学在这一课题领域里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水平，促使民俗学更好、更快地应对当前国家发展(国民文化建设)与民众生活方式变迁、传统民俗复兴的时代需求，进而在积累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能够发挥其造福民众与评论或批评国家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应用性功能。此外，本书对中国知识界截至目前有关国家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或许也能构成一定的补充与深化。除了与民俗学的学科专业相对口之外，本书或许还可成为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领域的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