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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时的我虽然信奉精神分析学说，但我对精神分析的一些结论的武断还是感到不满。我认为，精神分析往往就个别符号的象征做出解读，因此这些解读只能是经验性的解读，即使我们在经验上能够得到普遍性的结论，在临床上也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据，比如圆形象征母体等等，也永远是经验的、偶然的即有幸尚未被证伪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没有发现黑天鹅以前，我们总可以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而不是先天的、必然的普遍性。 我的试验是试图从故事整体(而不是个别情节)的角度切入对故事的意义解读。从故事整体的角度看，个别母题的象征意义(比如树洞象征母体)不是由该母题自我规定的，而是由故事内部各个母题之间相互限制、相互制约的关系从整体上规定的，因此个别母题的象征意义服从于故事的整体结构中各个母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结构性功能或形式化效应。据此，我提出了“功能性母题”的概念。功能性母题的概念吸收了母题、功能和结构等概念各自的部分涵义，因此功能性母题是一个集合性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几种意思： 第一，作为母题，功能性母题必须是在同一类型故事的各种异文中重复出现的内容。在传统母题的意义上，功能性母题也遵循着“重复律”的原则。 第二，作为功能，功能性母题必须表现出同质的内容，即故事角色行为的类型化、抽象性描摹或状写，每一功能性母题都抽象地再现了故事角色的不同类型的行为内容。与母题不同的是，功能性母题不是得自于各个异文中的重复性叙述，而是得自于特定类型的故事内容的自我分解。在功能的意义上，功能性母题遵循的是“分解性”原则，尽管功能也在故事的不同异文中重复出现。 由于功能性母题是在对同类型故事的各种异文中重复性内容的综合，再结合对该类型故事的整体性内容进行分析，即把故事内容分解为相互限制、相互制约的不可分割的不同部分的基础上给出的抽象，于是，我就可以断言： ①故事中的每一个功能性母题都不可能独立地承担意义，各个功能性母题的意义是由故事内容的整体结构所赋予的，离开了其他功能性母题，每一个功能性母题都没有自身的意义(我在书中这样写到：“在现实生活中，洪水只是洪水，然而一旦处于神话的结构当中，洪水意象就会承担其本来并不具有的象征意义。”); ②由于功能性母题的确认并不仅仅是对故事整体进行分解的结果，功能性母题也通过异文与其他同类型文本中的相同功能性母题结构保持平行的关系，因此，对某一类型的故事的整体内容结构所做的要素分解可用于对同类型故事(比如洪水故事)的各种异文的意义解读，但是不能应用于对其他类型故事意义的解读。 这就是说，由于功能性母题是通过对故事内容的整体做结构性分析而给出的，那么，每一功能性母题的价值(即功能所承担的故事的整体意义)就先天地包含在故事的整体价值、意义当中，因而具有分析的必然性，而不是像个别符号的形式与其象征的内容那样，总是要在经验性直观的综合性连结中才能被证明，因而永远摆脱不了偶然的性质。 显然，这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我企图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改造民间文学研究中传统的、经典的母题研究方法和功能研究方法，使之能够对我们理解文本内容的价值-意义有所帮助，因为无论是汤普森的母题研究还是普罗普的功能研究都声称是纯粹形式化或形态学的研究而不涉及故事内容的价值和意义。而在大陆学者中，母题研究和功能研究或多或少都被无意识地转换为可用于故事内容的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研究的手段，而我们这些研究故事的学者(包括我自己)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像康德那样在经验研究之前对我们使用的概念工具进行先验的批判(检验)，看看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工具时“能够做什么”。 在这方面，自觉性最强的大概非刘魁立先生莫属，他无论对母题做怎样的改造，无论赋予他自己的母题概念以什么样的新的内涵，他始终把自己的母题研究限定在形式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是刘先生的高明之处，是刘先生所接受的严格的科学训练的结果，也是我要好好地向刘先生学习的。当然，刘先生的母题概念并不具有主位主观的性质，他的母题概念名为母题，但实质上却不属于汤普森一系而主要属于普罗普一系，属于主体客观性的科学方法论的范畴，尽管刘魁立先生的母题并非不考虑“重复律”的问题，就像普罗普的功能同样是在“重复律”的基础上对母题的改进。 我的《神话何为》刚刚出版，王孝廉先生就对我提出了批评，说我高估了人类潜意识的水平。或许事情的确如此。人们用某种意象作为“性事”的象征符号，本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和民间的常识，而无须学者专门指出(有大量的经验材料可以证明)。但是，用洪水故事这样一个复杂的叙事结构来描摹、状写女性生育这样一个生活中同样复杂的事情的结构，潜意识能否具有这样的能力的确是个难以得到经验证明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精神分析学说创造了洪水故事象征女性生育这样一个潜意识的事实。 因此，我的洪水故事象征女性生育的假说就没有了先天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故事的整体并不含有任何象征意义，那么无论我如何对故事进行分析，把故事分解成系列的结构-功能性母题，我也无法分析出故事中本来就没有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我是先通过精神分析的理论获知某种符号象征女性，然后又在经验材料中了解到民间的确有用某种符号象征女性的事实，才决定把这种象征推广到故事的整体结构，而对故事整体结构的价值、意义的解读并没有先天直观的综合作为分析判断的基础，所以，我的假说是十分脆弱的。 举例来说，地球围绕太阳转尽管不如太阳围绕地球转来的直观，后者在经验上也更合乎常识，但前者是在先天直观的综合(数学)的基础上推断(演算)出来的，因此无论能否得到经验直观的证明，该理论都具有必然的客观性。而我的假说由于是后天综合的结果，即对后天材料——符号与象征所做的经验的、直观的联结，或者说，将洪水故事的叙事结构与女性生育的事件结构进行了想象的、类比的联结(仍然是经验直观的综合，不是先天直观的综合)，因此，在这样一个经验直观的后天综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假说就不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即使该假说将来能够得到经验直观的偶然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