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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相对的，当一个文学文本没有与具体“个人”发生上述的关系，那么就是本文所说的“民间文学”了①。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主要是针对学术界在使用“民间文学”、“俗文学”和“通俗文学”这几个名词时的混乱现状和历史，强调的只是文本创作的非个人化。它大致包括民间散文叙事(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韵文作品(抒情歌谣、叙事诗、史诗等)、民间说唱和民间戏曲四大类。“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似乎也经常包括这些部分，但是它们把这些文类中的个人创作都囊括在一起，这是本文的“民间文学”概念所排斥的。 “民间文学”作为现代学科名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很多著作搜寻出了1916年3月19日梅觐庄给胡适的一封信②，信中这样说：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③ 但是这个绝对意义上的最早时间，即便是确凿的，至多也只是满足了学术史家的习惯癖好，对于学术史本身，却并没有效用，因为这段话出现在私人通信之中，它的真正被公布，实际要到1934年元旦胡适发表在《东方杂志》3卷1期的《逼上梁山》，更何况它也只是这样提及而已，从它随后就又说“俚俗文学”来看，显然也还不是有特殊意思的定名。真正在现代学科意义上最早使用“民间文学”一词的，目前看来还要数胡愈之1921年1月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论民间文学》一文④，该文借鉴国外理论，对民间文学作了全面的界定阐释，明确指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并具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 Literature)，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 Literature)”。这就是后来被各种民间文学概论类著作所袭用的所谓集体性和口头性。 当然，正如很多现代学科的生长过程一样，民间文学也并不需要先确立学科名称才能产生，它的实际出现是各种机缘下的偶发行为。现在学术界公认它的诞生应该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活动算起，以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有关征集活动的“校长启事”及其征集简章为标志。歌谣运动是由新文学运动直接催生的，并且也成为了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成功，与其依托的北京大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揭载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列举两条征集资料的方法：“一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二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其中第一条还算寻常，第二条则分明体现了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当其成立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因此，“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⑤民国开始设立教育部，北京大学虽然丧失了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权力，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此时的校长蔡元培，又曾是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这是别的学校难以比拟的。据刘半农回忆，当他将征集歌谣章程面呈蔡元培校长时，“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⑥。不过这条途径的征集工作成绩很不理想⑦，真正征集来作品的，主要还是依靠校内外热心人士的个人活动。无论如何，当时的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三个多月后，“计所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⑧。 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最早开始征集歌谣的先驱周作人。1914年春，周作人利用身任绍兴县教育会长一职的条件，在绍兴一地进行过试验。他于1914年1月10日草拟一则启事：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 后面附有采集条例八项，其中关于儿歌的有云：“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棂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戏时所歌，亦含在内”，“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⑨。这些注意事项，虽然比诸《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要简略些，却也初步具有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气度。周作人利用两种途径来传播这则启事：一是随《越铎》报散发，《周作人日记》 1914年2月10日记：“……托《越铎》报社分送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凡千五百枚……”⑩；二是刊登在1914年1月《绍兴县教育会月刊》4号上，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配合其征集工作，周作人在同期上还发表了《儿歌之研究》的论文。 显然，周作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看作日后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具体而微的试验，但是它的征集成绩十分糟糕，一共只有一个相识的高小校长化名给他寄来了一首儿歌。为此周作人只好自己独立搜集抄录了一本200多首的越中儿歌集(11)。后来他怀揣着这份儿歌集来到了北京大学，被拉进了歌谣征集运动之中，并一度担任主要负责人，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周作人的失败和北京大学的成功，除了时代风气的变化之外，更可以明显看到作为运动的发起者，个人与权威机构之间的巨大落差。 歌谣征集数量的可观固然是歌谣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效应可能更具有深远意义，那就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依靠社会媒体资源来扩张影响，是新文化运动迅速成功的一个要素，这在歌谣运动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行为。在那份《校长启事》中，蔡元培专门写道：“所有内地各处报馆学会及杂志社等亦祈各就所知将其名目地址函交法科刘复君以便邮寄简章请登载。”事实上学校内外的报刊的确很快做出了反应。 首先，学校内部的《北京大学日刊》从1918年5月20日起至1919年5月22日止，几乎每期都由刘半农发表一章经过诠选、注释过的歌谣，共计148首。考虑到《北京大学日刊》在当时不光是北大内部的全校性报纸，同时在社会上也有广泛的影响，它的这项举措，为后来许多报刊竞相选登歌谣，起到了登高一呼和发凡起例的作用。另外，与北京大学关系密切的刊物比如《新青年》等，也转载了征集歌谣的简章。而1919年8月——1921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主持的校内刊物《新生活》，虽然一共才出了5期，却发表了不少歌谣谚语。(12) 校外报刊的强力跟进尤其能鼓噪声势，那些局促一隅的小刊物且不说(13)，南北一些有影响的大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比如北京的《晨报》，从1920年10月26日开始在第7版开辟歌谣栏目，由郭绍虞主持，首先发表的是顾颉刚搜集的吴歌。上海的《时事新报》，于1920年11月1日在“余载”版也开辟了歌谣栏目，开首发表的又主要是顾颉刚搜集的吴歌。这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几乎同时的行为，可以看作社会对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活动巨大回应的标志。而且，这一回应还另有创造，它们超越歌谣的限制，开始把目光延伸到更广大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比如《晨报》在 1921年的上半年以周作人为主持续讨论童话问题，《时事新报》则于1921年1月 10日开始设立“风俗谈”专栏。1921年1月《妇女杂志》第七卷第一号刊登了胡愈之那篇具有学术开创性的《论民间文学》文章，同时开辟了“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等等。后来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立后，同人们搜集和研究的’思路也是这样不断扩展的。 虽然这些社会报刊的许多主持人或撰稿人都与北大有各种关系，但是真的在北大校园里，随着刘半农、沈尹默的相继留学国外，这段时间北京大学的歌谣活动反而无所作为。然而校外的歌谣热潮对校内仍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自称“歌谣迷”的年轻学生常惠焦急地给国文教授们写信，提议成立研究会。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0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任主任。它是一个希望沟通校内外歌谣同好的开放组织，在其《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会员》的启事中就说：“请同学中有研究歌谣的兴味者自由加入、共谋进行。校外有热心的人、也可以由会员绍介入会。”(14)不过由于种种原因(15)，这个研究会并没有开展多少实际的工作，直到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尤其是同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立后，歌谣运动才真正达到了高潮。以《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活动，不仅征集了大批作品(16)，激发了一批热心此道的人士，更重要的是搜集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从歌谣延伸到所有民间文学，连带引起了对民俗学和方言研究的关注，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的相继成立，便是由歌谣运动引发的。 学校内外的声气相求，不光表现为互相刺激，有时候还可以互相弥补。征集歌谣总的来说固然是由北京大学这样的权威学术机构主持比较合适，但未必什么都合适，比如关于猥亵的歌谣。从《歌谣》周刊的前期进程来看，周作人的学识主张起着实际的主导作用，诸如歌谣的分类、方言的研究等无不如此，但是在猥亵歌谣的问题上，他的计划却受到了挫折。虽然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歌谣》周刊将原先歌谣征集简章中“不涉淫亵”的限制改定为“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17)，但是实际这方面的收获却很少。在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上，周作人还专门写了一篇《猜亵的歌谣》的文章，从理论上给予概括和提示，但是成绩依然不理想。周作人坚信这是有价值的事情，并且希望单独进行这类歌谣的征集活动，但是他也终于明白“这于大学似乎不好举办”(18)还是以私人的名义比较好，于是他约集钱玄同、常惠，三人以个人的名义在1925年10月《语丝》48期上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共同发起征集活动。这一次征集的成绩似乎很是可观，光周作人收到的就积存了一抽屉，据他估计，三人共总收到的，大约有“二百件之多”(19)。虽然龉蚴的主持者是一批有北大背景的同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小团体的社会刊物，即所谓“自己的园地”。它的灵活轻松与私人趣味，可以补充大学机构严肃端庄的某些缝隙。 正是由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所谓的“歌谣运动”才真正成其为运动并获得了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