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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些学者认为，早期以歌谣运动引发的民间文学、民俗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多学科的共同参与，这对于新兴学科的创建，固然是不可避免，某种程度上还会带来一定的益处(30)，但是由于缺乏专业人士，所以在该学科创建之后，却在学术进展上难以为继，因而给人一种“热闹有余而专业性则嫌不足”(31)的印象。直到193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在海外留学的专业人士的回归，人类学、民俗学的系统理论才逐渐得以介绍和建立。 这样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但是我想接着追问：这些专业人士的学成归来是否给民间文学也带来了学术上的精进呢?从某些局部上来确实有此气象，比如前面叙述的随着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调查，带动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和程度加深。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都不以民间文学本身为指归，而是拿民间文学作资料，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反而因此弱化了。 这里就牵涉到了学科的问题。作为新兴学科，民间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可资引援的学术传统，反而与一般学者的正规训练颇有隔阂，那么它要兴盛，只有靠西方学术的强力引荐。但是在西方也没有民间文学的专门学科，它主要存在于民俗学的学科名义之下。而民俗学本身在欧美各国的学科定位就差异很大。在民俗学摇篮的德国，“民俗学被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诗学”，俄苏民俗学则直接指代“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而在民俗学的故乡英国，则“与德国同行不同，英国民俗学者关心的是民俗的社会功能，即使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也只对其中的古代文化遗留物感兴趣”。法国则依违于上述两大传统之间(32)。而当时对中国民俗学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英国的人类学派民俗学，翻译的理论著作也以英国班恩女士(Charlotte Burne)的《民俗学问题格》(33)、柯克斯女士(Marian Cox)的《民俗学》(34)以及瑞爱德(Arthur Robertson Wright)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最为有名，至于弗雷泽(James Frazer)、安德鲁·朗(An drew Lang)这些英国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对周作人、江绍原、茅盾等人的巨大影响，更是学术史常识了。既然英国民俗学并不以“广义上的民间诗学”为研究对象，中国民间文学也就很难得到更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便是民俗学本身，它在欧美国家的学科地位就很成问题，除了在芬兰、挪威、瑞典等北欧诸国因为特殊的原因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在学术界处境尊荣外，在其他文化强势国家都很少能进入正规的学术教育体制，即便在特别注重以大学为基地着力建设民俗学学科的美国，民俗学的身份也一直非常低微。江绍原在《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论及谣俗学(35)在学术上的地位时说：“关于此事，可注意弗来则之只将他列为‘社会人类学’之一分目，美国之将红人等的‘folklore’的研究算作‘民族学’探讨之一支，而且如美国《教育辞典》所云它大抵是‘非学术界的公众’或‘流俗的研究者’所培植，它的学术资格常被人疑问，……和各大学的课程中并没有称为谣俗学的这么一门。”(36)到了1940年代之后，多尔逊(Richard Dorson)还在感叹民俗学“既没有自己的‘祖先’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不过是人类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已”(37)，他为此奔波努力，直到60、70年代才一度扭转了这样的局面。因此，中国学术界不可能为民间文学、民俗学提供特别的学科建设空间，也是命中注定的了。 下面我想以北京大学1949年前的课程设置来窥测一下学科之间的消长信息。这里选取的学科为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和方言学(理由见本文后面的分析)，资料来源主要是北京大学档案馆保留的相关文件，因其内容较多，为了文章整体的均衡，裁为“附录”见本文之末。 在属于文学的课程里，长期稳定的常规课程是诗、词、文和小说、戏曲(正因为如此，附录中不再一一列出)，其中小说、戏曲在开始阶段也颇受非议，但是很快站稳了脚跟，不过它们并不属于本文设定的民间文学的范畴。而从附录里我们看到，真正的民间文学课程，只有1935-1936年度魏建功开设的“民间文艺”选修课一项，而且似乎也就开过一次而已。其课程说明云： 选读例作，注意历史语言方面的讨论，并及文学欣赏与文艺创作问题本此目的引起学者对于民间文艺之兴趣，约有三事： (1)民间文艺产生，成长，及消灭之认识 (2)民间文艺技术，思想，与风物之疏解 (3)民间文艺词类，语法，和音节之整理(38) 而从其讲稿来看，它分“民间文艺与雅乐”、“民间文艺与音乐”和“民间文艺与伎艺”三篇，都是根据古代典籍讨论唐宋以前民间文艺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伎艺的关系，与实际可感的民间文艺相距甚远，所附录的作品也大多是汉魏六朝的乐府诗歌。(39) 此外，北京大学与民间文学相关的课程大概还可算上1939年伪北大中文系要求选修“西洋文学系”开设的“神话与传说”，1941年伪北大国文学系由孙作云开设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选修课以及1944-1945年西南联大由浦江清开设的“俗文学研究”。北大之外，比如清华大学，1929年朱自清开设过“歌谣”的选修课，既有历史资料的梳理，又主要参照《歌谣》周刊进行现实歌谣的研究，其实比魏建功的“民间文艺”更具有学科的新创意义(40)。另外闻一多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的研究”等课程都是精深的专题研究(41)。这些课程很少以建设学科为目标，而且大多昙花一现，总体来看，民间文学在1949年以前的大学课程里几乎没有位置。 再来看一下人类学(包括民族学，但不包括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本身又自成系统并有其位置)，从京师大学堂开始就一直稳定地占据着大学课程的重要地位，有时候甚至是很多院系(包括“文学门”)都需要修学的。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与20世纪早期对于殖民、人种问题特别关注的思潮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人类学在西方学科体系中的稳定地位所决定的。民间文学即便可能被吸纳到其中，最多也只是一个附庸而已。 另外一个可资比较的学科是方言学。尽管学界认为中国现代方言学可以追溯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方言调查会”，而且还是由歌谣运动推动延伸出来的(42)，不过早在京师大学堂里就已出现了“中国方言”的课程。在“方言调查会”即将成立之前，已经有人认识到专业研究人士缺乏的弊病，1923年12月17日《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林玉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中就说： 我们北大学生这么多，如是各人暑假回家去考查本乡土音表面上看似是不难。但是此种零碎的考查能有甚么重要的结果?我想此种靠多数人之力集来的材料还远不如得几个——十个上下——有专门眼光专门手领的人，肯用他的耐心精力对各自的方音做深长的研究。有这几个人有了语言学的知识，对于方言现象能生出深长的趣味，然后各类方音可望得一个透彻的有系统的研究，而研究的结果才能处处发出科学的兴味。这不但是方言研究如此，就是歌谣研究也是如此——必有专家然后有可观的成绩。 损益折冲一番，我们可以说方言学与民间文学开始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但是后来方言学却迅速占据了学科体制中稳定生长的位置，这一点，单从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情况就可以分明见出。另外，我们从一个双栖于民间文艺和方言学的学者魏建功身上，也可以直观感受到学科之间的不同命运。魏建功在歌谣运动早期就参与了很多歌谣搜集和讨论的活动，在歌谣记录用字以及歌谣的表现手法及其与音乐的关系上有过很有影响的见解，本身还开设过一次“民间文艺”的课程，但是他的本行却是语言学，特别专攻语音学。他在1925年给当时北大国文系教授们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改革国文系课程组织的系统设想，他建议把国文系分为“语言文字学”、“纯文学”和“国学”三大系列，在这三个大类下，除了已有的课程之外，还加上了自己“臆度要有的”。他所谓“臆度要有的”课程，在“语言文字学”中有“方音分析”、“方音调查”、“方言学”等，而在“纯文学”类里，却只是“小说”和“话剧”，并未及于“民间文艺”(43)，可见在他心目中，“民间文艺”是不占重要位置的。他的这份建议得到了教授们的充分肯定，很快就以此为基础重新组织了国文系的课程，即附录中民国十四年的课程指导书，而且这次改革沿用了较长时间。 分析方言学迅速成长的原因，我认为首先与学术传统有关。清代以来小学是考据学的基本功夫，文字学、音韵学在大学课程里始终占据着无可怀疑的学科位置，而方言在小学典籍《说文解字》、《尔雅》等里面已经颇有显露，更何况还有扬雄《方言》这样的专门经典，它在传统学术中本来就是一种专门之学；其次，它又与现代语言学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现代实验语音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些留学欧美的语言学家如赵元任、刘半农、李方桂等都带回了全新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很快取得了国际性的学术成绩。这些都是民间文学无法比拟的。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学科要想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教育体制里占据位置，除了本身的性质和该学科学者的努力之外，大概还依赖于两种势力的支撑：一是本土传统；二是西方学术。文学中的诗词文赋研究可以归入前者；人类学、民族学可以归入后者；而语言学中的方言学可以算是两者都占了。相比之下，民间文学在两方面都没有优势，宜乎其在学科体制内始终只能是附庸或点缀了。所谓多学科的介入，换一句话也可以说该学科研究基本处于半专业甚至是纯业余的性质。民间文学的这种宿命，要到延安政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才出现根本的改观，但也带来了别样问题，其中原委过程另成话题，非本文所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