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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口述文学受到了中国学人的热情关注，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端。在这过程中，1918-1926 年的“北大时期”、1926-1929年的“中大时期”以及1929-1937年的“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以学术团体、刊物为中心，汇集了众多的学者，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无疑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但是，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自1842年开埠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中心，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逐渐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中心，她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发展史上又是处于什么地位呢？对此，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本人在梳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了上海的情况，发现她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民间文学的理论 研究及民间文学书籍的出版方面成绩卓著，独树一帜。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上海的民间文学的学术空间是由研究者、编辑家和出版商共同参与而构建的。 一、学术团体与富有特色的报刊专栏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在1919至1949年这段时间中，上海地区有一定影响的专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团体只出现过一个：中国民俗学社。由李白英、钱小伯发起成立。时间大约为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当时李白英由内地回到了上海，主持《新中国报》的文艺副刊《学艺》。在钱小伯的建议下，借《学艺》版面，搞了一个《民俗周刊》专门刊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办了一个多月后，由于各方建议，成立了中国民俗学社，请作者、读者参加，由李白英起草了《中国民俗学社的组织和简章》，参加民俗学社活动的人员有一百多位。虽要交会费，但数量很少。钱小伯建议大家把稿费的十分之一抽出作为学社活动经费。从此，通信来往、邮资等等，都不再由报馆负责，《民俗周刊》与民俗学社成为一个独立的与报馆无关的部门。 《民俗周刊》最初一期在1943 年8月10日出版，仍用《学艺》报头，是《学艺》的864期。李白英（署名“南容”）在“发刊词”中说： “民俗学，一种‘谣俗学’。简单地说，是指关于民间流传的信仰、习俗、故事、歌谣、谚语等的搜集与研究。风俗，也是社会的反映，同时形成以后，却有再教育的作用。大部分成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和抒情的东西。因为风俗带有节日的娱乐，对信仰的神，或作歌舞的献技，许多艺术，如雕刻、绘画、音乐、诗歌，就从中产生出来。艺术最初的胎源，是由劳动，追赶野兽，共同运负重量的物件，或庆祝胜利、收获，婚丧喜庆等而产生的。民俗学，一方面有辅佐社会学考证一时代的制度；一方面，其中有的是有着极浓重的泥土气息的纯正的艺术。从这些艺术上，我们还可清楚地看见生活与艺术的紧贴。我是生长于农村的，对于农村里四时八节的风俗，迎神赛会的玩意，婚丧喜庆的仪式，感到极大的兴味。那些老祖母讲的神话传说、故事，又何等动人。青年和少女唱的山歌，我敢说，目前的新诗，还没他们那样的成就。迎神赛会，过节，婚丧仪式，道士和尚的拜忏，其间美妙的地方，都可以摄成电影，或编入戏剧，有些美妙的音乐，可以灌成唱片，把一时代的民俗记留下来。我们发刊这‘民俗’，是想集合民俗学的爱好者来共同作一点搜集工作。希望爱好民俗学的友人，多多和我们通讯、联络，供给材料。和我们来一回尽一点可能的力，更大的志愿和希望，留在后面，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做起来的。”像当时中国其他刊物一样，上海的《民俗周刊》也是把民间文学作为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的。 从第2期开始，把《学艺》的报头去掉，只用李白英的《民俗周刊》四个墨笔字作为版头。在《民俗周刊》第2期里，扩大了风俗资料的征集，刊登了钟敬文为光华书局汪馥泉编的《新学生》杂志写的一篇关于风俗资料征集的大纲。 在《民俗周刊》第5期（1943年9月7日）上刊登了《中国民俗学社简章》，宣布中国民俗学社正式成立。编者在《关于〈中国民俗学社〉的组织》的按语中说：“从前，北大研究所有‘歌谣研究会’，广州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民俗学会’。前者范围较窄。本来‘民俗周刊社’也可以，但周刊社不能征求同志做社员，也无权保存民俗资料。”很清楚，上海中国民俗学社是学习北大和中山大学的做法，以学术团体团结同志，推动学术发展。关于学社的工作和任务，按语中说：“我们成立这个‘中国民俗学社’，还谈不到‘学者’式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民俗的采集工作。这项工作，原是民俗学者最初步的，也是最实际的工作。‘中国民俗学社’一则表示所采集的以‘中国民俗’为限；二则初步进行的是‘采集工作’；三是有了这个会，可以征求会员，集合同志，从此慢慢的可以把这项工作扩大地做起来。” 《民俗周刊》出到第36期（1944年4月27日），因为李白英离开《新中国报》，就停刊了。余下来的一些稿子，其中较好的放在该报另外一个副刊《趣味》（1944年5月15日1055期）编为《立夏风俗特辑》出版。 从《民俗周刊》刊登的文章来看，民间文学占了很大的比例，如第30期几乎全部是民间传说故事的内容：郑鏐《木鱼的传说》、亮川《牛的故事》、南天《汾酒神话》、鑫树《乞丐始祖传说》、鲁丁《无锡风光桥石臼的传说》等。此外，《民俗周刊》出版的同时，还出了一种64开本的小册子，叫《七日谈》，原计划每星期出一辑，但实际上未能做到，只出了六、七辑，每辑都登五、六篇到七、八篇民间传说故事。因为当时的《民俗周刊》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民间传说故事，但民间传说故事又是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小刊物让民间传说故事得到传播。同时想借此筹集一点钱，作为民俗学社经费。这本小册子由街灯书报社发行。 当时，另外的杂志、报刊受了《民俗周刊》的影响，也登了一些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文章。李白英和钱小伯都曾为其他刊物写稿，如李白英的《孟姜女考略》（《华文每日》）、《二金龙子》（《文友》1944年33期）、《后母泪》（《太平洋周报》 1944年97、98期）。此外，还有陈依的《浙东风俗漫谈》（《文友》1944年8月）、内山完造的《食人肉的习俗》（同上），钱小伯的《七夕风俗志》（《文友》1943年 8月）、《蛋民的歌谣》（《太平洋周报》1944年）等。① 上海“中国民俗学社”崛起于全国其他地区民间文学、民俗学团体趋于低谷之时，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但客观地说，中国民俗学社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大。 在刊物方面，在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未出现过像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那样专门的有全国影响的民间文艺、民俗学刊物。《民俗周刊》严格来说，只能算是《新中国报》的副刊。这也是上海民间文学、民俗学活动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不过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专号和专栏方面，上海不仅数量多，而且也办的很有特色。如： 叶德均编《草野》杂志，出过“风俗专号”，常发表一些民俗学的文章，如1934年4月25日5卷3号中叶德均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是一篇对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概括性的文章； 1934年9月24日，陈望道编辑《太白》半月刊问世，设有“风俗志”专栏，每期发表2～4篇民俗学文章； 开明《文学周报》第4卷第24期郑振铎编“世界民间故事专号”； 钟敬文给上海《黎明》编过“民间文学”专号；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1921年1月5日出版）至第 12号（1921年12月1日出版）的“风俗调查”和“民间文学”专栏；《小说世界》第16卷第10期（1927年9月2日出版）的“民间文艺专号”，第 16卷第14期的“中国神话专号”（1927年9月30日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