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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家”多数由民俗学者变身而来。民俗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是，作为一门常规科学，民俗学的处境却显得非常尴尬：学术与时政的结盟必然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常规研究的停滞也将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学科地位；对基础研究以及既有范式的放弃必将导致民俗研究后继乏力；而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久违了常规研究的民俗学家们必将进退两难。学术史的经验再次提醒我们，每一次学术运动，都是以整体学术水准的大幅度下滑为代价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者；参政议政；学术运动；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施爱东(1968- )，男，江西信丰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732 1.非遗保护运动在学界的兴起 中国民俗学会2008年年会12月底在天津举行，据学会秘书长叶涛教授统计，在230余篇应征论文中，“超过三分之一(将近80篇)的论文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涉及到非遗的方方面面”[1]；大会主题发言6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的发言占了5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民俗学界进入21世纪之后第一重要的学科话题。 我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仅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6-2008年的论文数据，检索“篇名”，可检得1365篇；检索“关键词”，可检得4516篇；检索“主题”，可检得5010篇。以上还不包括使用“非遗”“非物质文化”等相关词汇的检索结果。 《瞭望》杂志最早于2001年第30期发表了一篇未署作者的短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新闻背景材料。其余杂志刊发的相关文章，多为昆曲入选非遗的庆功报道以及昆曲介绍。直至2002年底，还没有在纯学术期刊上出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正式论文。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风潮刚刚刮进中国的时候，民俗学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最早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切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是美术界学者。2002年5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在原民间美术研究室的基础上，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中心主任乔晓光更是一马当先，先后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教育和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关于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现实，以无形遗产申报推动本土文化的传承发展》等一系列文章。 与此同时，一些民俗学家开始介入非遗保护运动。2002年5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在京的部分专家召开了“抢救和保护中国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座谈会”，就如何开展保护工作进行了动员式的讨论，但是，座谈会上并没有把非遗的“研究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被邀与会的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在会上做出多项呼吁，也是侧重于认识、宣传、普及、沟通[3]，并没有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此加以强调。 2002年10月22日，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承办了首届“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既有全国各地的高校教师、研究机构专家，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以及部分民间艺术家代表，“在这次会议中，与会代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现状及文化价值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高等艺术教育；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与人才培养诸议题发表了各自见解。”[4]我们可以把10月会议视为5月会议的会议精神在教育系统的一次落实过程。 2002年12月8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各界名流多达130余人。会议只是一个仪式，实际目的更在于借助诸多社会名流的舆论支持，以壮大运动声势，强调该项工作的合法性，正如刘魁立在会上所指出的：“在当前，提高全民珍视和关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仍是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任务。”[5] 归根结底，这些会议所讨论的，都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也即如何更好地理解和领会联合国的意思、如何提高认识、如何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工作中、如何把这种认识推广到基层或者学生当中，诸如此类。与其把这些会议称作“座谈会”“研讨会”，不如称作“动员会”。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会议的重要性，但是，会议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不是学术研究范畴内的问题。 也就是说，早期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要保护”，以及“保护什么”“如何保护”。这些问题并不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而发出的，而只是对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们自己的工作观念和教育理念的一次检讨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