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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妇女杂志》是上海最早关注民间文学的刊物，也是全国最早关注民间文学的刊物之一。“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就常刊登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妇女杂志》月刊第七卷第一号起，开辟了‘民间文学’和 ‘风俗调查’两个专栏，同时发表了胡愈之②的文章。这篇论文是针对该刊开辟‘民间文学’专栏而作的，是我国最早较为系统地讨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一篇佳作。他说：《妇女杂志》从第七卷第一号里起特辟‘民间文学’一栏，征集各地流行的故事、歌谣，预备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这在中国是个创举。已把由北大发起的征集歌谣活动，从歌谣扩大到了民间故事，并提出了民间文学是‘民族的全体’所创作的，具有集体性、口耳相传的口头性和在人民群众中流传修改的传承性及变异性的特点，强调了搜集民间文学作品要忠于原作，不可随意改动的意见。”③王文宝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在第1号的“欢迎投稿”启事中编者写到： 本栏特别欢迎投稿，投稿诸君务请注意下列各条： (1)凡各地流行之通俗故事、民间传说、神话、童话、寓言、谚语、小曲、儿歌、俗谜一律欢迎。 (2)故事歌谣，最好用简单语句，直接表现，切勿加入辞藻，致失本真。其系自行造作而非民间流行者概不收录。 (3)俗字俗语，不可改为官话，如有过于偏僻之俗字俗语，须加以解释。俗字读音，最好用注音字母注出，或用西文字母拼出亦可。 (4)其余请参考本社投稿简章。 这篇“投稿须知”中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民间文学科学搜集整理的理念，这在当时的中国当属站在民间文学学术前沿的。 自第1号设立专栏后，《妇女杂志》每期基本上发表3篇左右风俗调查的文章， 3篇左右民间故事，和若干首歌谣（一共发表了277首）。从第6号上的“编者余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并对这两个专栏的投稿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年改革以来，承读者诸君厚爱，纷纷来函嘉许；第一号的销数，更比往年增多，这实在是出于同人愿望之外的……风俗调查及民间文学等栏，承投稿诸君纷纷赐稿，非常感激。但片段的风俗调查——如前号《咬脐》及《捉小狗谣》等——和故事一类的民间文学，却不甚多。如更蒙以此等稿件见赐，尤为欢迎。” 在第12号的“编辑人白”中，我们见到了这样的话语：“《妇女杂志》从今年第一号起，征求民间文学的资料，承读者和投稿诸君的赞助，总算得了不少的成绩。在这一年中，我们收到从各处寄来的歌谣谚语，大约有二三千种，传说故事也有二百余篇，我们当初并不想到这许多。对于几位热心于民间文学的投稿先生们，我们真不知应该如何感谢呢！但是今年妇女杂志因为篇幅不多，所以各处寄来的故事歌谣，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我们自然是十分抱歉。那些没有发表的稿件，我们现在都保藏起来，希望将来刊行故事集歌谣集谚语集等，建立中国的Folk-lore的基础。从明年起，我们更想把《妇女杂志》里的民间文学栏扩充，尽量吸收各处的来稿。并把歌谣改用新体诗格式，分行排列。务使读者和投稿者，都十分满意，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不求投稿诸君，继续帮助我们。无论故事歌谣谚语，凡是以表现民族感情及思想的，我们都极欢迎。各地方的传说——神怪的和历史的——和较长的民谣，今年投稿，比较的缺少一点，更希望读者惠稿。但因为事实上的困难，所有民间文学的来稿，无论登与不登，都不能检还，这是要请投稿者的原谅的。” 从这段感人肺腑和充满信心的编者话中，可以看出杂志社和编者原来是想把这两个专栏继续办下去的，而且还要扩充版面和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凭着杂志社的先进理念和编辑的民间文学理论素养，坚持数年，完全可以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第8卷上“风俗调查”、“民间文学”两个专栏突然消失了，而且在第8卷的第1号至12号的字里行间中丝毫找不到突然取消的原因，唯一的推测是从第8卷第1号始，取消了所有的专栏，这两个栏目也随之取消了。从此，《妇女杂志》就很少刊登风俗调查、民间文学的作品了，不过童话研究和童话作品仍继续刊登。如第8卷第1号有记者撰写的《现代童话作者爱罗先珂》，赵景深、张梓生的《儿童文学的讨论》，郑振铎的《儿童世界宣言》；第2号上有赵景深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安琪儿》等。 《小说世界》也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刊物，胡怀琛任主编。同样对民间文学表现出了较大的热情，民间故事作品经常出现在刊物上。如第十六卷第4期上有沈剑影女士的《十个兄弟》、第6期上有施文锦的《茅开的故事》、第7期上有徐宝君的《双亲相士》等。终于至第10期出版了“民间文艺专号”。在《编者的报告》中说：“本期为‘民间文艺专号’。一切的材料，都是关于民间文艺的。吕伯攸的《中外思想的接近》也是和民间文艺有关的，而且有相当的价值，读者不要忽略过了。关于民间文艺的材料，现在已搜罗得不少，将来除了随时登外，还拟出一回‘第二次民间文艺专号’。如承读者投稿，我们是很欢迎的。”由此可见，出版这个专号是作了很长时间准备的，而且还有长远的打算。 过了不久的第16期，又出版了“中国神话专号”。在《编者的报告》中说：“本期偶然编成了一本‘中国神话’专号，全是研究性质。中间虽然也引了许多作品，但与专登作品供人赏鉴者不同，请读者垂鉴。”在《编辑完了以后的话》中透露了编者的意图：“这本中国神话研究专号，虽然编成了，内容总觉得简单，倘然再有相当的机会，说不定还出第二次专号……本杂志以前曾登过几篇研究中国神话的作品，读者可以参看，现举其篇名如下：《隐语与神话》（十三卷6期）、《龙王考》（十二期7期）、《乩仙始末》（十四卷18期）。” 其他如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就发表了周作人的童话研究的重要文章《儿童的文学》；由立达学会编辑、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杂志，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黄诏年的《民间文艺的分类》一文；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报《文学周报》，因一直由郑振铎、茅盾、叶绍钧、谢六逸、赵景深等热心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学者担任主编或编辑，自创刊以来就注重发表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从第1期到380期共发表了近100篇民间文学研究（其中有部分童话作品）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故事研究。 在民间文学的分支学科童话方面，上海曾出现过许多这方面的刊物。洪长泰先生指出：“中国二三十年代刊登过儿童文学的杂志之多，难以胜记。但至少可以统计出在上海一地，仅三十年代中期，涌现出的这类杂志便有十二份。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④ 总之，在民国时期，上海虽然没有一份专门的民间文学报刊，但几乎所有社科类报、刊都发表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故事作品和研究文章，呈现了极为繁荣的景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