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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这种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忏悔与赎罪。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确实明白无误地指责了这一点，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拯救”就是这样一种基督教仪式。但他们的策略却表明，他们也重演了这个仪式：在一个均质化世界或统一秩序下来探讨地方性意义，其结构和逻辑其实丝毫未受触动，一个已经定型的体系依然强加到了土著人身上。无论是“三十年河东”，还是“三十年河西”，都有一条“河”在流淌。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对当前的人类学策略加以辨别。让我们从一个人类学以外的例子说起。就在最近，一位在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的英国社会学巨头以相当有把握的口吻向人类学家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想让这门手艺衰落下去，如果他们想在“未来”的社会科学里仍然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他们就应该像社会学家那样学会应对现代社会的问题和难题。对于这种裁定，我无意指责说社会学家侵入了人类学家的领地，或者说他冒犯了人类学家的尊严，因为泥瓦匠未必不能帮助缝补工提高手艺。尽管如此，对于他的一番忡忡忧心，我倒是突然想起约40 年前列维-斯特劳斯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他的那段话像是在现场回答这位社会学家的质疑。我忍不住一字不漏地抄在下面: “在有些圈子里，说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由于它的传统研究对象即所谓原始人的迅速消失而告衰落，这正成为一种时髦。要不就是说，人类学要想继续生存的话，它就得抛弃基础研究而转变成一门应用科学才行，它得学会解决那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社会的病态现象。对此，我无意轻视这些新兴研究的显见益处，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在沿着更传统的理路上，人类学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大有可为的。这正是因为，恰恰由于所谓的原始民族正在走向灭绝， [对]他们的研究如今才要绝对是加以优先倡导的。”(Lev.2Strauss ，1966) 说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悲观主义的进化论者，一点也不冤枉他(“在理性的天幕上，很多月亮已经并仍在陨落、灰暗、模糊”) 。但显然不能采取贴标签的简单做法。想一想列翁与梅洛-庞蒂、萨特的争论，以及在他之前半路出家却至今仍让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感到苦恼的列维 -布留尔，甚至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挣下饭碗的涂尔干，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依然能够“生命之树常青”？ 正是他们探讨的“原始思维”或“ 野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列翁的生命力恰好在于他的矛盾，一方面，是对“野蛮人”必将消失的宿命论悲叹，这使他成为卢梭的后裔；另一方面，则是对“野蛮人”的知识论判断，这又使他成为康德的门徒。 因此，且让我们假设一下：假如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存在“野蛮人”了，他们像列维-斯特劳斯预见的那样永久地从“理性的天幕”上消失了，那么，难道他们就不再具有价值，而人类学家只能把他们让渡给历史学家或民族史家？如果现在和未来的“野蛮人”真的会沦入这样一种命运的话，那对人类学家来说将是一个绝大的悲哀。 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康德“Sapere aude ! (要敢于认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启蒙是一个神话，如果说得极端一点，它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态度是一种逃避，对作为一种知识人生活的“启蒙”也不公平，我们必须像福柯所说的那样，“从‘对启蒙非敌即友’的知性上和政治上的挟持中寻求自我解脱”： “我们当然不能将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一种理论或教律，甚至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套不断积累中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福柯，1997) 。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福柯与人类学家是相互否定的，但在这一更高的点上，福柯和列维-斯特劳斯是一致的:体认、理解并超越我们自身的思想的边界——福柯是一个民族志作家。因此，我们在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做了太多让步的同时，也应该庆幸，虽然他在思想上也是一个救赎论者，但没有在知识的实践上蜕变为一个道学家。 到了现在，无论是救赎人类学还是献身人类学(我们已经说过，这两种人类学本是一家)，它们的问题已经很明朗了。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学或“物理学”，像马歇尔萨林斯批评的那样，“只不过是采取了学术形式的同样一种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它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谋关系中书写并创造出一种关于多样性和交换的空间:没有多样性(地方性)，就不可能发生商品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需要多样性。显而易见，后殖民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之最新策略的发现并不是全新的，它早已在认识论层面上完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