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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原本就是人类本能的需求和创造，因此，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民俗，不同的人群又有不同的民俗；凡民俗，都有自己的生命，它必将随着创造它的人群的进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异。这是民俗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民俗发生、发展、变异的条件，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等，其中以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最甚。 历史地看，这些因素的作用有常态和非常态两种情形。所谓常态，就是整个社会处于大体平稳和谐的发展之中，这时，民俗的发展变异也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中进行，新内容的增加和旧内容的变异，都比较缓慢平和。所谓非常态，就是整个社会（主要是政治经济）处于剧烈的变动转型之中，这时，民俗的发展变异，失去自然自由的渐变态势，而处于一种不改不行的境况之中，有时甚至是被强行改变，紧迫而别无选择，许多民俗事象不得不面对扭曲、断裂和突变。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次是现在的改革开放。前者是政治大变动引起的，主要是破坏和断裂。后者是经济大变动引起的，有破坏有建设，情况比较复杂。目前这一过程还处在初始阶段，已经给民俗文化带来许多前所未见的变异，未来的变化，可能会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新现实，已经成为我国民俗学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想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首先，需要考察一下这次经济变革是如何促成民俗变异的。 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虽然生成很早，但基本上是在农业经济社会里发展成熟的，它的流传形态与这个特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我们宣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仍处在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那时，由于政治的强制，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或被遏制，或发生扭曲变形，但真正促使其变革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出现，所以一旦“强制”解除，传统民俗便故态复萌。这在新时期前期有明显的表现。为传统民俗提供有力的变革契机的是现在的改革开放。这次，我国社会才真正开始走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这种过渡，对于民俗文化的演化进程来说，本来就是一次非常态的历史遭遇。而由于以下原因，这一遭遇变得更加严峻：1，它不是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出发的常态转型，而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工业经济的非常态转型；2，由于对强国富民和实现现代化的急切渴望，和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强烈认同，国家和政府对这一非常态经济转型又采取了坚决有力的干预措施。这就使得已然非常态的经济转型变得更具紧迫性、突进性。这种严峻的突进式的发展，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令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复合型经济，从国家专控的计划经济到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从封闭自足到对外开放，从自成一体到与世界接轨……整整跨越了人类发展几百年的历史空间。经济的大变动，从根基上搅动了整个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想信仰等等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衍变；同时，还有现代文化（主要是外来文化）的有力冲击，以及国家行政的积极参与。所有这些，从不同的方向、层面将传统民俗文化逼到非改不可的境地，机遇与难题并存，形成诸多急剧复杂的变异。 民俗文化就其内在结构来说，包括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新时期以来它的巨变，也在这些层面广泛展开。首先是物质层面。变化之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其中，有些是人民经济发展生活提高之后的自愿选择，如许多农村成片地建起砖瓦楼房，使传统民居荡然无存；许多农村实现耕作机械化，让传统农具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农村衣着向城市看齐，令传统服饰沉入箱底，等等。也有一些是出于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强行改变的，如许多城市为了旧城换新貌，决意（或曰迫不得已）拆除许多有价值的传统民居和历史文物；某些国家制定的重大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强令某些地区的居民搬迁、文物转移，等等。这样的巨变几乎是在旬月之间完成的，令人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断裂感。 社会生活层面，变化最明显的是岁时节日、各类庙会及祭庆风俗。以春节、龙牌会、黄帝陵祭祖活动为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