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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原本是中国人以家族为中心、以合家守岁庆贺新春为内容、以吃饺子放鞭炮拜大年为表征、由民众按照传统自行组织的喜庆节日，现在在多种新因素的刺激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推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通过荧屏君临千家万户，使官办取代了民办；以大家族为中心的守岁拜年传统，逐渐转向小的核心家庭，甚至走出家庭，进入大宾馆、大饭店，拜大年也变成卡拉OK大联欢；春节期间假期延长，又引发了旅游热潮，这更是政府和市场联手导演的新节目；特别明显的例子是，放鞭炮的传统，被政府一声令下，断然而止……。许多人感到，“年”已经失去了“年”的味道和意义。 龙牌会是河北省赵县范庄村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之日举行的以敬祭龙的牌位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传说“龙牌爷”即共工的儿子句龙，是范庄人的祖先。共工头触不周山之后，句龙带其余部漂流至河北赵县范庄一带，改牧为农，安家立业。龙牌会就是范庄人对自己祖先的一种祭祀活动。整个活动由请龙牌、祭龙牌、送龙牌三个部分组成，其间有道士做道场，行法事，组织严密，气氛肃穆，充满神秘感和神圣性。这一活动原本完全由该村群众自己组织自己管理，改革开放以来，范围逐渐扩大，辐射到周围个县市，方圆达百里之遥；内容日趋丰富，旅游和商业活动逐步突出；会间，游客熙攘，商贩云集，隆盛异常。现已发展为一种复杂、多元的综合文化现象。 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由于他对民族创建的巨大贡献，一直受到华夏子孙的崇仰和追念，因此祭祖活动早在先秦时期的东周时代已经开始，前后几千年未曾间断。但是，有鉴于他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祭祀的范围严格限定在最高统治（政治）层内，近代之前，是历代帝王将相，近代之后，则有同盟会、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蒋介石、共产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及相关的党政要员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所改变，基本上由陕西地方政府代行，又增加了一些地、县领导及群众代表，但依然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真正的改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1988年初，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今年清明节祭扫黄帝陵，要同龙年国际旅游活动相结合，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振兴陕西服务；同时，要本着“严肃认真，隆重热情，延长时间，讲求效益”和以民办为主，外向为主，自费为主的原则，搞好公祭活动和祭祖旅游活动；时间自4月4日延长至15日；以后将开展常年祭祖旅游活动。从此，原来政治色彩很浓的官办传统被打破，在重点上向民办、海外、旅游转移，时间上由清明节改为常年进行，内容上除拜祖认宗外，商业成分大大增加。结果，一种特殊的传统民俗被消解，蜕变为旅游经济的摇钱树，大舞台。毫无疑问，这又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产物。 此外，在市场经济推动下，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被集中横移到大城市，例如正风靡全国的民族风味城、民族一条街、民族餐厅、锦绣中华、民族文化园、民族村等；还有一些地区和民族，形成了新的节庆习俗，像风筝节、西瓜节、三七节、茶叶节、民族艺术节等等。 精神生活层面，变化更为丰富多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所带来的经济大发展和政治的相对宽松，给传统民俗文化的积极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试举两例：其一，旅游和民俗的结合，在对民俗的传统内核形成冲击和消解同时，也刺激了其中某些因素的发展，如那些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特色手工艺品和歌舞器乐艺术，不仅得到更多的展示之机，也在技艺上不断有所提高。其二，传统的民间口传文学有了适宜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获得建国以来第一次发展和流传的机会，人民大众的智慧、幽默和爱憎得到充分地发挥。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实际的体会，不必多说。但是，它在推动经济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加强的同时，也引出许多麻烦：激烈的生存竞争，严重的两极分化，难以遏制的官员腐败和社会犯罪……面对这一切，许多普通民众，感到六神无主，心灵困惑，以致于信仰失落。由此引发出一些旧民俗甚至某些恶俗的复发和畸变，例如，农村丧葬习俗中封建迷信内容的复活和恶性发展；求神拜佛心理的再度滋长和蔓延；宗教的复兴和众多地下宗教以及准宗教性质的气功组织乃至黑社会的出现，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