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研究方式的当代思考：主持人语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探讨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 ——栏目主持人：康丽副教授 作者介绍：康丽，法学博士（民俗学），副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亚细亚民间叙事学会中国分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访问学者（2008-2009），中国民俗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专家组成员（2015-2017）。近年研究方向为：民间叙事学，社会性别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著有《巧女故事》，主编《谣俗蠡测：钟敬文学术散文集》，发表学术论文《民间文艺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适用性思考——以形态结构与文本观念研究为例》、《民间故事类型丛的丛构机制》、《民间故事类型丛的丛构规则——以中国巧女故事类型组编的形式与规律为例》，《民族文学研究》、《性别制约与规范重塑——中国巧女故事研究》、《传统化与传统化实践——对中国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性别平等——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其相关国际文书的讨论》等多篇。 同民俗学一样，民间文艺学一直都将“传统”作为学科前行的基础与动力。只不过，在民俗学的研究视野中，“传统”的承载形态是复杂多样的，无论是物质的静态存在，还是情感、认知的实践表达，其多样化的形态几乎可以涵括地方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在民间文艺学研究中，“传统”的呈现方式相对集中，更多地聚焦在具有口头传承特质的民间叙事上。因为这种叙事特质的存在，使得“许多对于口头传统、口头叙事和语词艺术的研究，都是以“文本”这个概念作为出发点，从而建立在搜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1] 文本的形态结构与内涵观念，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致力之处。伴随而生的形态学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文化释义的解读途径等技术路线与工作手段，成为学者们开掘文本传统的看家本领，给予民间文艺学界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但是，随着近年来包括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传统的发明在内的诸多西方理论思潮的传入，以及中国学者相关实践的积累增多，学者的眼光更多地聚集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更为关注民间叙事的现代命运、变迁过程与主体实践。以“事件、过程、交流行动与实践”[2]为标志的“语境”[3]和涵括了“传统、事件、表演者、受众以及研究者”[4]在内的“建构”[5]，作为核心术语进入了学者的视野，成为学界在“口承-书写”框架下深入反思“文本”性质的重要助力。这种研究视角与立场的转换，让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传统民间文艺学研究对其学术立足点——文本的理解过于偏狭了：将文本视为“等着被筛选和分析的原材料” [6]的看法，实质上将文本的性质固化在以书写为基础的静态存在上。这种看法仅仅关注了口承文本经由文字转写之后的结果，而忽略了文本的建构特性，屏蔽了所有曾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的存在。因此，建筑在书写文本认识上的各种分析模式，也因其无视或无力在文本与地方社会民众生活之间搭建关联，不能为理解生产文本的主体——民众提供足够的认知信息，从而逐渐丧失揭示民众口头传统的有效性[7]。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本文尝试以形态结构与文本观念研究为例，探讨这两种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