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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态结构研究：同构文本的集群构成与传统稳定性的体现 在民间叙事研究的文本实践中，文本的聚合形态与结构方式是认知多元异文同源属性的一个基本学术命题。作为研究民间叙事的看家本领之一，形态结构研究对这一命题的回答一直是相当有效的。应该说，从以分类为目的的形态学与以多元文本同质性为目的的结构分析成为民间叙事文本研究中的关键指向时起，学者们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文本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譬如，在该领域众所周知的，由芬兰学者安蒂·阿尔奈（Antii Aarne）开创、其美国的后继者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完善的传统类型学研究，就是通过确定文本的“类型”（Type）与“母题”（Motife） [8],为民间叙事、尤其是民间故事的雷同勾描出具有世界性的同源图景。再比如，俄罗斯形态学大师普罗普（V. J. Propp）的叙事形态学[9]，借助情节与叙事节奏的复现，提炼出31种结构单元——“功能”（Function/функция），并通过确定其组合与固定编排的序列，规定了同构文本多元形态中的基本结构限度，为俄罗斯神奇故事勾划出具有标志性的形态规制。站在“文本”的角度，不难发现，这些被归置到结构主义形态研究下的学术实践，基本上都建立在同样的认识基础上，即文本是凌驾于其生成语境的独立客体。他们的研究所强调的，也都是疏远具体传统的文本独立性。 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性地将当前的关注重点从中性确定的“客体”或设定的均质制度转向过程和实践。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表演理论、口头传统等西方理论在国际学界的传播与发展，民间文艺学界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一些在过去被称作特殊文化的‘文本’（故事，神话，歌谣等），有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个体在一个特殊场合的一次表演，或者是被某一人群中的一个个体所制造和拥有。伴随与此，日益增长的关注不再将文本视为等待搜集的客体，而趋向对口头程式的创作、表演、接受、循环或操控过程的看重。”[10]就这样，语境因素的生产特质被纳入到学者研究文本的考量之中，于是，“过程”成为被设定的文本最为本质的表现：任何一个文本的出现，都是对其生成过程的一种节录，都是传统与新生勾连互动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有了“过程”与“语境”的视角，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就不再是遵循线性逻辑的同一源出主体的多元变形，而是具有同质结构、但生成过程各异的文本集群。与超越“传统”的中性文本认知不同，“集群”概念强调的不仅是同质结构在使大量异文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边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同一性的形态结构与生成它的口头传统的差异性之间的复杂关联。因为这些同构的文本来源于不尽相同的群体生产过程，而抛却了这些过程中民众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11]、背离了地域或民族群体的整体认知，是无法在集群的层面上真正理解文本聚合构架的成因与本质的。以“集群”的方式理解同构文本的聚合，实质上触及的，是对民间文艺学而言至关重要的一对张力——传承的稳定性与变异性。 对传统而言，传承是其生命力存续的重要表现。故而，民间文艺学才会有“传承之学”的称谓。作为传承之学的民间文艺学，应该回答的是“此时此刻存在的东西从何而来，为何得以存在，其得以存在的深层机制是什么[12]”的问题。言及传承，就不可能不提到在其行动过程中的两种表现——稳定性与变异性，而想要回答形态结构研究当下意义的问题，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关联。从本质上说，对于包括民间叙事在内的口头传统的传承而言，变异性与稳定性是分处于制衡张力两端的两种叙事力量，只有彼此依存，传统才有传续的可能。单纯地倚靠任何一端，对包括民间叙事在内的口头传统而言，都将是灭顶的打击。因为没有稳定性制约的变异，会将口头传统慢慢带离传统圈定的边界；而没有变异创新的稳定，虽然没有离群的危险，但会因与生活现实的渐行渐远慢慢丧失存活的动力。因此，对两者的探索是从不同侧面来完善对口头传统的整体认识，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悖逆之处，且在对传统的研究中缺一不可。既然研究对象的重要已然清楚，那么用以开掘任一对象的研究范式的存在合理性，自然也是勿庸置疑的。 具体到民间叙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回顾相关学术的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对该模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发现，从芬兰学者安蒂·阿尔奈（Antii Aarne）对“类型”(Type)的归纳开始，到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V. J. Propp）对结构“功能”(Function)的梳理[13]，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对“母题”(Motif)的界定[14]，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 Strauss)对“神话素”（Mytheme）的假设[15]，美国口头程式理论的创立者帕里-洛德(Parry-Lord)对“程式(Fomula)-主题(Theme)-故事范型(Story-pattern)”的发现[16]，乃至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对“母题素”(Motifeme)的开掘[17]，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传承稳定性与变异性的二元思维框架下对构成民间叙事文本聚合的叙事结构的研讨。上述已知学术实践成果明确了这种研究范式的实际指向，是在结构意义上口传叙事得以持续传承的稳定性。同时，也证实了该范式解决稳定性问题的有效性。对比从安蒂·阿尔奈到阿兰·邓迪斯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在其一致性的研究指向下，这些学者各自的旨归是不尽相同的。粗略说来，应该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历时取态的传统类型学研究。阿尔奈与汤普森的分类研究是建立在民间故事一元发生假说基础上的，他们对跨文化文本的拆分是为了能够在异文中构拟出故事的原型。 第二类，是共时取态的结构主义形态学研究。普罗普、列维-斯特劳斯与邓迪斯都应归属此类。他们三者的学术发现之间是有着一定的互动与承继关联的。虽然对结构单元发现的途径与定名相异，但其共同的努力方向都是想要揭示出文本集群结构同质性的存在。 第三类，是关注表演的口头诗学研究。相形之下，帕里-洛德的讨论虽然也是从文本集群的同质结构开始的，但是这种结构的程式化形制是他们用来解释口头传统何以称之为传统知识武库的重要工具。 如果从学术承继的角度看，上述三个类别逐一连接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文本构架进行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从传统类型学研究对文本类型性源头的追索，到经典结构主义形态学研究对结构法则与代表人类心智的普遍逻辑过程的提炼，再到口头诗学理论对口传叙事的模式化结构层级——从程式到故事范型的开掘。相应学术成果的累积，让学者的视点逐渐从单纯的疏离于传统的文本分析，慢慢转移到文本与传统的互构关联上。尤其是帕里—洛德关于传统持续力量与保守性的讨论，极其清晰而肯定地宣告了：模式化的同质结构，在口传文本集群的传演过程中，是作为制衡变异力量的叙事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的。 如果说，近年来关注了“语境”与“过程” [18]的文本研究是对叙事传统变异本质的深描，那么添加了帕里—洛德立场的形态结构研究，就成为可以发掘稳定结构的有效工具，并在明确了聚合文本集群的同质结构之后，来揭示结构意义上的叙事传统，告知“在‘传统’标签之下，世代口传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大家公认的形式？[19]”在这个意义上，形态结构研究的当代适用性，最为深切地表现在：它对文本集群结构体系的发掘，可以为辨析民众口头叙事传统的稳定呈现与变异表达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撑。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模式以结构主义的取态原则，依照形态元素的条分缕析，通过寻找文本集群聚合的基本原则和维系传承中依附地方或民族群体的恒定特性而形成的最终规律，从而最终揭示出民间叙事传演张力中稳定一端的力量来源——这种力量来自于民众的叙事传统，是凝结了文本生成群体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对自我与其所属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复杂认识与身体实践的结果。一旦在比较的视野下，将代表稳定的结构规律与文本变体进行对照，就可以在二者的差异中发现民众生活赋予文本的地方性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当中“最有意思、最意味深长的民间哲学与民间道德的世界[20]”。 (责任编辑：admin) |